得很多不懂英文的移民也开始认清了特威德一伙的本来面目。这一切使得特威德和坦慕尼厅声名 狼藉,再加上特威德一伙贪污甚巨,全市财政濒于崩溃,很多投资于市政建设的银行家和企业主 也忧心忡忡,对他们产生不满。在这些因素作用下,特威德受到起诉和公审,最后于1876年死于 狱中。在《纽约时报》于1870年9月公布特威德集团贪污腐败罪证之前,特威德集团通过付给报 纸优厚广告费的办法,使得纽约绝大部分报纸对特威德集团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资料表明,当 时被收买的报纸计有89家,其中27家报纸完全以特威德集团的赃款维持正常营运凹。《时报》获 得证据后不久,特威德集团的说客康纳利(C. Connolly)也曾经访问当时的《时报》发行人琼 斯,许以500万美元的贿赂,被严词拒绝。 专门研究揭发黑幕运动的学者肖华锋认为,1910年以前企业界或广告客户钳制黑幕揭发运动 的行为效果不太明显,但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深化,企业阶层对揭发黑幕杂志的反扑日益激烈。 l904年,由于雷·斯·贝克揭露铁路公司对肉类工业巨头F.J.阿默尔,他取消了在《麦克卢尔》杂 志上的6个月广告;伯顿·J.亨德里克关于人寿保险公司如何骗取客户的文章也导致人寿保险公司 与人身保险合股两家公司同时取消《麦克卢尔》杂志的广告。除此之外,“被揭露的公司或巨头 控制杂志最巧妙最阴险的报复手段是扩大杂志的广告版面,挤压揭露文章的篇幅;另外就是靠他 们雄厚的资本直接买断杂志的经营权,把他们变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工具。”比如当参议员约 翰·F.德里登了解到大卫∽G.菲利普斯攻击参议院,其中有损他形象的文章即将刊登在《世界主义 者》时,立即使用扩大广告版面这一招。 杰克逊·李尔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企业对报刊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结论是:“大企 业的经济实力所导致的结果具有长远意义,它们对文化、商业活动都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丰 裕的寓言》分析了三类影响 第一,对报刊杂志内容比例上的影响,比如《星期六晚邮报》、《妇女家庭杂志》。这类杂 志比那些严肃杂志如《大西洋月刊》、《哈珀斯周刊》杂志更加便宜,原因在于其主要的收入来 源于广告费,而不是杂志的订阅费。一位广告经理用非常直白的语言说,“现在仍然有人认为期 刊中的广告只是偶尔附带而己,但我们并不是这样看。杂志就是一种能够诱使读者阅读广告的工 具,就像是一本大手册,其中两个部分——一娱乐与商业。娱乐部分拥有故事、图片、诗歌等等, 用来吸引公众,商业部分用来挣钱。” 据特威切尔分析,因为广告公司“需要特殊的读者看它们的广告”,早从“19世纪80年代, 广告商已经开始动用他们的权力”,对报纸的板块划分和“转页制”施加各种隐形影响。在普利 策与赫斯特之间1898年前后爆发的黄色新闻大战中,“新闻报道的崇高原则像发臭的鱼一样被抛 弃了”,因为报纸可以通过增加广告的容载量来赚钱30 第二,客观新闻学理念沦为出版商的“遮羞布”。用这位作者的话来说,由于出版商越来越 依赖于广告收入,使得19世纪后期的游击式报道越来越趋向职业化,开始采用客观标准,并认为 “这种标准是直白朴素语言和语言透明观点的现代改良版本”。不过出版商需要讨好势力强大的 广告客户,于是“这种客观新闻学理念就面临着成为遮羞布的危险。”极力揭露广告商控制报纸 新闻的《柯利尔》杂志在1911年的一则漫画中进行了形象的描绘,画中一位粗野的“商业利益” 手拿着广告的大棒,威胁着一位战战兢兢的编辑,一个象征着“真理”的女神小雕像立在桌子上 无奈地看着这场场面。 相当一批新闻学者认同这一看法,如道格·昂德伍德① oug Underwood)就指出:“正是奥克 斯的模式有助于20世纪的报业把更加厚脸皮的商品本质掩藏在正出现的客观性和专业主义修辞之 下,掩藏在一个日益扩展的信念之下,即媒介应该作为一个照看公共福利的负责任机构。”31 第三,一种广告客户的文化霸权结构正“无声无息地发展着”。由于出版商对广告商的依赖 与日俱增,使得报刊杂志越来越对广告客户的价值观采取一种温和友好的措施,并在总体上形成 一种态度。这意味着,大企业“文化霸权的兴起,没有在具体的案例、具体的行为中体现出来; 这种过程是日积月累的,编辑和出版商们慢慢开始认为,某些观点以及某些争论的焦点,已经超 108 91994-2012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108 得很多不懂英文的移民也开始认清了特威德一伙的本来面目。这一切使得特威德和坦慕尼厅声名 狼藉，再加上特威德一伙贪污甚巨，全市财政濒于崩溃，很多投资于市政建设的银行家和企业主 也忧心忡忡，对他们产生不满。在这些因素作用下，特威德受到起诉和公审，最后于1876年死于 狱中。在《纽约时报》于1870年9月公布特威德集团贪污腐败罪证之前，特威德集团通过付给报 纸优厚广告费的办法，使得纽约绝大部分报纸对特威德集团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资料表明，当 时被收买的报纸计有89家，其中27家报纸完全以特威德集团的赃款维持正常营运[27]。《时报》获 得证据后不久，特威德集团的说客康纳利（C. Connolly）也曾经访问当时的《时报》发行人琼 斯，许以500万美元的贿赂，被严词拒绝。 专门研究揭发黑幕运动的学者肖华锋认为，1910年以前企业界或广告客户钳制黑幕揭发运动 的行为效果不太明显，但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深化，企业阶层对揭发黑幕杂志的反扑日益激烈。 1904年，由于雷•斯•贝克揭露铁路公司对肉类工业巨头F.J.阿默尔，他取消了在《麦克卢尔》杂 志上的6个月广告；伯顿•J.亨德里克关于人寿保险公司如何骗取客户的文章也导致人寿保险公司 与人身保险合股两家公司同时取消《麦克卢尔》杂志的广告。除此之外，“被揭露的公司或巨头 控制杂志最巧妙最阴险的报复手段是扩大杂志的广告版面，挤压揭露文章的篇幅；另外就是靠他 们雄厚的资本直接买断杂志的经营权，把他们变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工具。”[28]比如当参议员约 翰•F.德里登了解到大卫•G.菲利普斯攻击参议院，其中有损他形象的文章即将刊登在《世界主义 者》时，立即使用扩大广告版面这一招。 杰克逊•李尔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企业对报刊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结论是：“大企 业的经济实力所导致的结果具有长远意义，它们对文化、商业活动都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丰 裕的寓言》分析了三类影响[29]： 第一，对报刊杂志内容比例上的影响，比如《星期六晚邮报》、《妇女家庭杂志》。这类杂 志比那些严肃杂志如《大西洋月刊》、《哈珀斯周刊》杂志更加便宜，原因在于其主要的收入来 源于广告费，而不是杂志的订阅费。一位广告经理用非常直白的语言说，“现在仍然有人认为期 刊中的广告只是偶尔附带而已，但我们并不是这样看。杂志就是一种能够诱使读者阅读广告的工 具，就像是一本大手册，其中两个部分——娱乐与商业。娱乐部分拥有故事、图片、诗歌等等， 用来吸引公众，商业部分用来挣钱。” 据特威切尔分析，因为广告公司“需要特殊的读者看它们的广告”，早从“19世纪80年代， 广告商已经开始动用他们的权力”，对报纸的板块划分和“转页制”施加各种隐形影响。在普利 策与赫斯特之间1898年前后爆发的黄色新闻大战中，“新闻报道的崇高原则像发臭的鱼一样被抛 弃了”，因为报纸可以通过增加广告的容载量来赚钱[30]。 第二，客观新闻学理念沦为出版商的“遮羞布”。用这位作者的话来说，由于出版商越来越 依赖于广告收入，使得19世纪后期的游击式报道越来越趋向职业化，开始采用客观标准，并认为 “这种标准是直白朴素语言和语言透明观点的现代改良版本”。不过出版商需要讨好势力强大的 广告客户，于是“这种客观新闻学理念就面临着成为遮羞布的危险。”极力揭露广告商控制报纸 新闻的《柯利尔》杂志在1911年的一则漫画中进行了形象的描绘，画中一位粗野的“商业利益” 手拿着广告的大棒，威胁着一位战战兢兢的编辑，一个象征着“真理”的女神小雕像立在桌子上 无奈地看着这场场面。 相当一批新闻学者认同这一看法，如道格•昂德伍德(Doug Underwood)就指出：“正是奥克 斯的模式有助于20世纪的报业把更加厚脸皮的商品本质掩藏在正出现的客观性和专业主义修辞之 下，掩藏在一个日益扩展的信念之下，即媒介应该作为一个照看公共福利的负责任机构。”[31] 第三，一种广告客户的文化霸权结构正“无声无息地发展着”。由于出版商对广告商的依赖 与日俱增，使得报刊杂志越来越对广告客户的价值观采取一种温和友好的措施，并在总体上形成 一种态度。这意味着，大企业“文化霸权的兴起，没有在具体的案例、具体的行为中体现出来； 这种过程是日积月累的，编辑和出版商们慢慢开始认为，某些观点以及某些争论的焦点，已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