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地点和居住地点在空间上的分离，在其它地方也存在着，如东方的巴扎（集市）和其它 文化的奴隶工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联合体的发展及其账簿的使用在远东、近东和古代都 有发现，但是，与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小小的开端而已。其原因就在 于，这种独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我们的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以及我们的公有财产与私 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在那里是全然不曾有过的，或者说，仅仅才开始发展。在其它各地 曾有的趋向只是想使赢利企业成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家业的一部分，而这种趋 向，如同罗德布特(Rodbertus)所察觉到的，尽管与西方的情况有表面上的相似，但在根 本上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发展过程。 然而，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蒂，是因为它们与 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 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因为，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 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现 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 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正如（或者不如说因为）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他 们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当然，城市经济、市民食物供给政策、君主的重商主义和 福利政策、定额配给、经济生活管理、保护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理论都是一直就有的（如在 中国)。世人也还知道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家庭的、宗教的、抑或军事 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埃及），垄断卡特尔，以及消费者组织。然而，尽管各个地 方都一直有着市民的市场特权、公司、行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乡法律差异，但是，公民这 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却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也从未存在过。同样，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的理性劳动组织方式。 债权人阶级和负债人阶级之间，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农之间，贸易团伙和消费者或土地 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直存在着：但是，西方远在中 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它地方到现在也只是个开端而已。大工业 企业家与自由一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现代冲突在那些地方则全然不曾有过，因此也就根本不可 能存在诸如社会主义这样一类问题。 因而，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 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这种发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冒险 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中心的问题 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 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 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 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形态发展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它确实只不过是在西半球存 在着。 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 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 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 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 得重要的刺激。西方科学的起源确实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计算，甚至十进位制的计算，以 及代数在印度一直被使用着（十进位制就是在那里发明的）。但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其 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它却没有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数学和机械学的起源也不是取 决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但是，对人民大众生活条件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确实曾 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但是，这一鼓劳动地点和居住地点在空间上的分离，在其它地方也存在着，如东方的巴扎（集市）和其它 文化的奴隶工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联合体的发展及其账簿的使用在远东、近东和古代都 有发现，但是，与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小小的开端而已。其原因就在 于，这种独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我们的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以及我们的公有财产与私 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在那里是全然不曾有过的，或者说，仅仅才开始发展。在其它各地 曾有的趋向只是想使赢利企业成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家业的一部分，而这种趋 向，如同罗德布特（ Rodbertus）所察觉到的，尽管与西方的情况有表面上的相似，但在根 本上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发展过程。 然而，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蒂，是因为它们与 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 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因为，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 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现 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 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正如（或者不如说因为）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他 们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当然，城市经济、市民食物供给政策、君主的重商主义和 福利政策、定额配给、经济生活管理、保护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理论都是一直就有的（如在 中国）。世人也还知道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家庭的、宗教的、抑或军事 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埃及），垄断卡特尔，以及消费者组织。然而，尽管各个地 方都一直有着市民的市场特权、公司、行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乡法律差异，但是，公民这 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却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也从未存在过。同样，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的理性劳动组织方式。 债权人阶级和负债人阶级之间，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农之间，贸易团伙和消费者或土地 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直存在着；但是，西方远在中 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它地方到现在也只是个开端而已。大工业 企业家与自由－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现代冲突在那些地方则全然不曾有过，因此也就根本不可 能存在诸如社会主义这样一类问题。 因而，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 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这种发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冒险 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中心的问题 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 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 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 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形态发展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它确实只不过是在西半球存 在着。 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 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 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 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 得重要的刺激。西方科学的起源确实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计算，甚至十进位制的计算，以 及代数在印度一直被使用着（十进位制就是在那里发明的）。但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其 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它却没有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数学和机械学的起源也不是取 决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但是，对人民大众生活条件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确实曾 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但是，这一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