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考察,孔子如何看待不同男性之间的关系?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里,孔子完全没有提到女性,从而印 证了他上面所说的“女子”“难养”决不是偶然的口误,而是表明,孔子思想的基础 之一是那个历史时期盛行的男权中心主义。而在男性中,孔子又进一步区分出四个不 同的等级,即君、臣、父、子。此外,孔子也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他指责季氏欣赏“八佾”乃是对天子礼仪的僭越。凡此种种,无不表明 孔子殚思竭虑地加以维护的正是他理想中的周代等级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所谓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这个意思。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包含着尊重人的 生命和价值的合理因素,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人文精神是奠基于古代社会的等级 观念和男权中心主义观念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 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此可见,决不能脱离 具体的历史语境,把孔子的人文精神,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拔高为一种完美 无缺的人文精神,而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历史局限性。 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神秘化 “抽象的继承”方法注重的只是文化价值观念表面上的移植,完全忽略了这些 观念在移植到现代中国社会来后其内涵上的走样、变化,甚至变质 如果说,古代中国人文精神是以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和男权中心主义观念为基 础的,那么,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在内涵上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在现代中国社会 的实际生活中,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观念和男权中心主义观念还存在着,甚至顽 强地表现着自己:尽管古代中国人文精神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如有教无类、民贵君轻 对抗君恶、自强不息、先人后己等,也延续下来了,但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来的 帝制之后,现代中国社会在精神领域里接纳的主要是欧洲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即人权、个性、理性、科学、平等、 自由、民主、博爱等等。“五四”运动中提出的著名口号“德先生”(民主)和“赛 先生”(科学)便是这些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完全可以说,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尤 其是对“民主”和“科学”的倡导,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然而,文化价值观念是无法按照冯友兰先生所倡导的“抽象的继承”方法加以 传承的。因为这种方法假定,可以把文化价值观念从其得以产生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 件中剥离出来,抽象地加以继承。事实上,这些价值观念与产生它们的社会历史条件 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主导性价值观念就是欧洲社会在 系列政治、思想和文化运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中的人权是对神权的抗议:理性 和科学是对宗教和迷信的抗议;平等和个性是对身份等级制度的抗议:自由、民主和 博爱是对专制政体的抗议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当现代中国人把这些价值观念从欧洲 人那里移植过来时,乍看起来,“抽象的继承”方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实际 上被继承过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整个人文精神都发生了畸变。换言之,“抽象的继 承”方法注重的只是文化价值观念表面上的移植,完全忽略了这些观念在移植到现代 中国社会后其内涵上的走样、变化,甚至变质。我们再来考察，孔子如何看待不同男性之间的关系？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里，孔子完全没有提到女性，从而印 证了他上面所说的“女子”“难养”决不是偶然的口误，而是表明，孔子思想的基础 之一是那个历史时期盛行的男权中心主义。而在男性中，孔子又进一步区分出四个不 同的等级，即君、臣、父、子。此外，孔子也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他指责季氏欣赏“八佾”乃是对天子礼仪的僭越。凡此种种，无不表明 孔子殚思竭虑地加以维护的正是他理想中的周代等级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所谓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这个意思。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包含着尊重人的 生命和价值的合理因素，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人文精神是奠基于古代社会的等级 观念和男权中心主义观念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 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此可见，决不能脱离 具体的历史语境，把孔子的人文精神，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拔高为一种完美 无缺的人文精神，而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历史局限性。 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神秘化 “抽象的继承”方法注重的只是文化价值观念表面上的移植，完全忽略了这些 观念在移植到现代中国社会来后其内涵上的走样、变化，甚至变质。 如果说，古代中国人文精神是以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和男权中心主义观念为基 础的，那么，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在内涵上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在现代中国社会 的实际生活中，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观念和男权中心主义观念还存在着，甚至顽 强地表现着自己；尽管古代中国人文精神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如有教无类、民贵君轻、 对抗君恶、自强不息、先人后己等，也延续下来了，但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来的 帝制之后，现代中国社会在精神领域里接纳的主要是欧洲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即人权、个性、理性、科学、平等、 自由、民主、博爱等等。“五四”运动中提出的著名口号“德先生”（民主）和“赛 先生”（科学）便是这些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完全可以说，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尤 其是对“民主”和“科学”的倡导，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然而，文化价值观念是无法按照冯友兰先生所倡导的“抽象的继承”方法加以 传承的。因为这种方法假定，可以把文化价值观念从其得以产生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 件中剥离出来，抽象地加以继承。事实上，这些价值观念与产生它们的社会历史条件 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主导性价值观念就是欧洲社会在一 系列政治、思想和文化运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中的人权是对神权的抗议；理性 和科学是对宗教和迷信的抗议；平等和个性是对身份等级制度的抗议；自由、民主和 博爱是对专制政体的抗议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当现代中国人把这些价值观念从欧洲 人那里移植过来时，乍看起来，“抽象的继承”方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实际 上被继承过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整个人文精神都发生了畸变。换言之，“抽象的继 承”方法注重的只是文化价值观念表面上的移植，完全忽略了这些观念在移植到现代 中国社会后其内涵上的走样、变化，甚至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