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流行,并为他们的一些后继者所发挥。例如,尼采、柏格森和德奥法各种类型的生命 哲学家对非理性主义的发挥,马赫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发挥,都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反思辨 形而上学和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特色。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许多西方哲学家纷纷由对 超越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追问而转向对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对象及其不断流变的过程 的描述,各种类型的进化论由以盛行;由对抽象的理性概念的思辨转向对人的现实生活和 实践的关注,各种关于哲学应以实践和行动为中心的理论层出不穷;由个体化的主体性转 向超越个人界限的社会化的主体间性,以个性代替普遍人性、以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之间 的社会交往代替封闭的个体的主张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这些转向都具有由近代哲学转向 现代哲学的意义。当时在英法德美德国的哲学中都有一些流派和哲学家具有诸如此类的转 化的倾向。尽管就个别哲学流派和个别晢学家来说这类转向往往并不明确,其中往往混杂 着种种与之相反的倾向,表现出这一时期的哲学作为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必然具有的新 旧混杂、调和折中等不彻底的特性。但这种不彻底性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西方哲学发展中不 存在向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的倾向 上面曾经提到,由于把当时的资产阶级看作是与无产阶级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等 特殊历史原因,直到巴黎公社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西方哲学中出现的与对现存资本 主义改革和调整相关的现象尚没有特意肯定,更没有充分强调。但他们对于当时许多西方 哲学家越来越鄙弃建构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那种关于整个世界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 系、而更加关注现实生活这种变更还是有所察觉。恩格斯在谈到1848年后德国哲学中的 状况时指出:“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 领域。……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内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 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 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热中于纯粹科学的兴 趣。”①。尽管恩格斯是从贬义的角度来谈论当时德国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这种变更的,但 这毕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时的德国哲学与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决裂 的相当普遍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作了认 真的研究和反思,对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的学说作了新的阐释 对个别不完全符合后来的现实发展情况的原有观点作了某些改变,并由此对他们在哲学上 实现的革命变更的内容作了更为符合现实发展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其他地方 已作过较多阐释,这里只简单地提出如下几点: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察觉了19世 纪中下期西方资本主义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西方各国从整体上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 秩序,由此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 以后资本主义的较长期和平发展的现象作了深刻的研究,分析了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所导致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卷,第257-258页广泛流行，并为他们的一些后继者所发挥。例如，尼采、柏格森和德奥法各种类型的生命 哲学家对非理性主义的发挥，马赫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发挥，都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反思辨 形而上学和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特色。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许多西方哲学家纷纷由对 超越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追问而转向对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对象及其不断流变的过程 的描述，各种类型的进化论由以盛行；由对抽象的理性概念的思辨转向对人的现实生活和 实践的关注，各种关于哲学应以实践和行动为中心的理论层出不穷；由个体化的主体性转 向超越个人界限的社会化的主体间性，以个性代替普遍人性、以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之间 的社会交往代替封闭的个体的主张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这些转向都具有由近代哲学转向 现代哲学的意义。当时在英法德美德国的哲学中都有一些流派和哲学家具有诸如此类的转 化的倾向。尽管就个别哲学流派和个别哲学家来说这类转向往往并不明确，其中往往混杂 着种种与之相反的倾向，表现出这一时期的哲学作为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必然具有的新 旧混杂、调和折中等不彻底的特性。但这种不彻底性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西方哲学发展中不 存在向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的倾向。 上面曾经提到，由于把当时的资产阶级看作是与无产阶级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等 特殊历史原因，直到巴黎公社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西方哲学中出现的与对现存资本 主义改革和调整相关的现象尚没有特意肯定，更没有充分强调。但他们对于当时许多西方 哲学家越来越鄙弃建构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那种关于整个世界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 系、而更加关注现实生活这种变更还是有所察觉。恩格斯在谈到 1848 年后德国哲学中的 状况时指出：“ 随着 1848 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 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 领域。……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内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 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 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热中于纯粹科学的兴 趣。”①。尽管恩格斯是从贬义的角度来谈论当时德国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这种变更的，但 这毕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时的德国哲学与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决裂 的相当普遍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作了认 真的研究和反思，对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的学说作了新的阐释， 对个别不完全符合后来的现实发展情况的原有观点作了某些改变，并由此对他们在哲学上 实现的革命变更的内容作了更为符合现实发展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其他地方 已作过较多阐释，这里只简单地提出如下几点：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察觉了 19 世 纪中下期西方资本主义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西方各国从整体上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 秩序，由此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 以后资本主义的较长期和平发展的现象作了深刻的研究，分析了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所导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4 卷，第 257－2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