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2006.2 在布洛维看来，虽然古典社会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地思考“第 二次大转变”，但是他们特有的理论视角还是为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 转变”提供了立论的根基。马克思关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 中新、旧阶级之间产生剧烈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基本秩 序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变的观点，以及韦伯关于具有某种文 化价值取向的新社会群体将会成为正在形成的市场社会建造者的观 点，都是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的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是必须接 续的历史传统和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例如，上述涂尔干的观点，在新 的转型条件下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译为“从总体性秩序(totalitarian order) 向公民秩序(civic order)的转变”(Burawoy,2000:694)。 但是，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是一回事，从社会主义计 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又是一回事。两者的起点不同，所生成的转型逻 辑自然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起点上，人们面对的是 全然不同的国际背景、阶级结构、政权模式、社会制度安排和文化意识 形态。就是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 异。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而 社会学家在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时，也会形成众多不同的理论，突出此 种转型过程的不同侧面。例如，同样是研究原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济转型，大卫斯塔克比较注重路径依赖和社会网络的作用，而塞勒尼 则似乎更强调社会精英的创新精神（参见Grabher&Sark,1997:Stark et al.,2000 Szelenyi,1988 Szelenyi Kostello,1996) 但是，隐藏在不同的理论见地背后的却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区别，这 就是研究者观察问题的立场和角度的区别。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 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谁是改革的动力？谁承 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谁享受了改革的主要成果？应该“自下而上”还 是“自上而下”地看待这种改革？众多社会学者如塞勒尼等显然是“精 英论”者，在他们眼中，改革的动力显然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 样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掌握权力的各级政 府官员。但另一方面，布洛维等重视的却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 史命运和历史作用(Burawoy,2000;Lee,1999)。这至少向我们提示：面 对“第二次大转变”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学不仅要 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更 要目光下移，移向社会底层，移向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 18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布洛维看来 ,虽然古典社会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地思考“第 二次大转变”,但是他们特有的理论视角还是为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 转变”提供了立论的根基。马克思关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 中新、旧阶级之间产生剧烈的阶级斗争的观点 ,涂尔干关于社会基本秩 序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变的观点 ,以及韦伯关于具有某种文 化价值取向的新社会群体将会成为正在形成的市场社会建造者的观 点 ,都是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的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是必须接 续的历史传统和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例如 ,上述涂尔干的观点 ,在新 的转型条件下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译为“从总体性秩序(totalitarian order) 向公民秩序(civic order) 的转变”(Burawoy , 2000 :694) 。 但是 ,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是一回事 ,从社会主义计 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又是一回事。两者的起点不同 ,所生成的转型逻 辑自然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起点上 ,人们面对的是 全然不同的国际背景、阶级结构、政权模式、社会制度安排和文化意识 形态。就是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 异。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而 社会学家在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时 ,也会形成众多不同的理论 ,突出此 种转型过程的不同侧面。例如 ,同样是研究原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济转型 ,大卫·斯塔克比较注重路径依赖和社会网络的作用 ,而塞勒尼 则似乎更强调社会精英的创新精神(参见 Grabher &Stark , 1997 ;Stark et al. ,2000 ;Szelenyi ,1988 ;Szelenyi & Kostello ,1996) 。 但是 ,隐藏在不同的理论见地背后的却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区别 ,这 就是研究者观察问题的立场和角度的区别。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 义国家的经济改革 ? 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 ,谁是改革的动力 ? 谁承 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 ? 谁享受了改革的主要成果 ? 应该“自下而上”还 是“自上而下”地看待这种改革 ? 众多社会学者如塞勒尼等显然是“精 英论”者 ,在他们眼中 ,改革的动力显然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 样的精英阶层 ,特别是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掌握权力的各级政 府官员。但另一方面 ,布洛维等重视的却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 史命运和历史作用(Burawoy , 2000 ;Lee ,1999) 。这至少向我们提示 :面 对“第二次大转变”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学不仅要 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 ,而且更 要目光下移 ,移向社会底层 ,移向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 18 社会学研究 2006.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