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如果像张家骧等人那样因担心列强侵略 “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其实未必能承上列强的侵略;他甚至退一步说,即便这种百姓 贫穷之法真能杜绝别人的侵略野心,“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对反对者 提出的铁路将“有碍民间车马及往来行人,恐至拥挤磕碰,徒滋骚扰”的观点,他则不 厌其详地描述了国人当时闻所未闻的铁路与普通道路交又时的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旱 桥”,即今夭的“立交桥”之法,另一是“于两边设立栅门瞭望,火车将至则闭栅以止行 人,俟火车既过,然后启之之法”。最后他情绪颇为激动地写道:“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 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 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 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 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还鼓励朝廷说:“臣于铁路一事,深知 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于更有疑虑。” 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如有人上奏指责说:“观该二臣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