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瓷洹 出自仲尧明、沈为慧、何成刚《史学阅读与微课设计·中国近代史(上)》(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特致谢意! 資源1: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到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地认 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 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 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 他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 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 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 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 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
目仲尧明、沈为慧、何成刚《史学阅读与微课设计·中国近代史(上》(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特致谢意! 所能实现的。在自强没有到达预期程度之以 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53~54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資源2:奕诉排行第六,又力倡洋务,于是被目为“鬼子六”;洋务能手丁日昌则 有“丁鬼奴”之称;李鸿章一生事业与洋务相连,久被清议攻讦,晚期曾心酸地自谓: 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插图本), 1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資源3:早在1859年,法国钦差回国后就曾经寄送给清廷一部电报机作为礼品,恭 亲王奕诉却“以为无用相却”,又送还了人家。到了1863年,英、法公使向清廷建议引 入电报,法国人李梅还为清廷开列清单,详估开办电报所需费用,电报线路架设、局所 的数目位置,电报价目,等等。可惜清廷对于电报毫无兴趣,更不准许铺设电报线路。 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儿“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那 时候中国还十分封闭,连修一条铁路都惹得怨声载道,遑论电报。最离谱的谣言甚至说
那一根一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给传到荚吉利、法兰西 之类的地方去,供洋人吸食。洋人之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马伯庸、阎乃川:《触电的帝国:电报与中国近代史》, 17~18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資源↓:电线电报是近代引入中国、引起相当争议的“奇技淫巧”之一。顽固派认为电 线会变乱风俗,是背祖弃宗之举,如工科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坚决表示要 禁止架设电线,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 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 凡人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 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 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 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顽固派的逻辑中,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 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对架设电报线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连洋务派开 始也多认识不足,对有关架设电报线的建议屡屡以无用而拒绝,奕诉、曾囯藩、崇厚、左 宗棠、刘坤一等都曾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是劳民伤财的无益之举。不过李鸿章的态度则有
田目仲尧明、沈为慧、何成刚《史学阅与微踝设计中国逝代史(上)》(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特致谢意! 所不同,他在1865年3月就曾致函总理衙门,提出架电报线费钱并不多,但传递信息却非常 迅速,现在洋人正想方设法在中国架设电线,中国一时能禁止,但“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 阻”,如果不能永远禁阻,不如中国现在自己开始创办电报事业。然而,他的这一建议并未 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和其他洋务派官员的响应,结果不了了之,但李鸿章并未因此作罢,而 是一直在等待恰当的机会。事实上,洋商已想尽种种办法,主要是架设海线而非陆线绕过 清政府管理在中国架线设局。凡此种种,足见中国开创自己电报事业的艰难。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306~307页,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資源5: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的自强运动,到1900年庚子国变前夕,大清朝的国民 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8%,先辈们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走完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才 走完的路,这是一个令世人感叹、世界矚目的成就。 —向锐:《西风渐进七十年》,9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資源6:幼童赴美后,受到西方现代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厌恶了封建的旧礼 教、旧习俗,不少留学生脱下长袍穿上西装,参加各种体育运动、社交活动,有些学生 甚至剪掉发辫。在清政府看来,穿西服辱没了中国士大夫的身份,参加各种健身运动是
不守规矩,剪发辫更是对朝廷的不忠。曾国藩、李鸿章的留学计划本来就遭到保守派势 力的强烈不满,幼童赴美后的种种“西化”表现更给了他们攻击和发难的借口。 成林萍:《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运动》,载《兰台世界》,2014年第1期 資源7:光绪八年(1882)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得许多人轻敌。张謇 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 本宣战。…… …李鸿章看得比较清楚,他说: 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 四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著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海防经费,约仅及原 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 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80~82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田目仲尧明、沈为慧、何成刚《史学阅读与微课设计中国近代史(上)》(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2017年1月第2次印刷)。特致谢意! 黉源8:针对传统的本末观,洋务官僚和维新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公开打起了 商战”的旗号,提出了“商本”的口号,把振兴工商业和富国强兵联系在一起。李鸿 章认为:要自强,就必须有新的生财之道,开辟新的财源;要开财源,莫如振兴商务。 王韬认为:“商富即国富”,要“恃商为国本”。薛福成指出,“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 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他们把振兴工商业和抵御外国侵略联系在一起,认为外国船坚 炮利的基础在工商,中国应改变传统的观念,向西方学习,致力于工商。 王鲁英:《论洋运动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 载《齐鲁学刊》,2001年第期 資源9:几年后,洋务派大员开始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曾国藩在上海租界内看到 电报的作用赞不绝口,崇厚在1870年末出使法国,至1871年末返国,期间多次利用外国 人开办的电报机构与总理衙门互通电信,使奕诉也体验到电报的便捷、重要。但真正使 洋务派下决心架设电报线的直接因素,还是70年代中期日本对台湾的进犯。1874年,清 政府派洋务官员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抵抗日本侵略。到台湾后,沈深感台湾孤悬大 洋,与大陆通讯、联系极不方便,必将影响军机大事。他看到外商能越洋架线,信息 往来无阻,便正式奏请朝廷准予架设福州陆路到厦门、厦门海路到台湾的电线。但凡
经波折,此事最终汞成。1879年,为加强海防,也是为了作一试验、探索,李鸿章于大 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夭津,效奡良好,增强了他架线设局的信心。此次中俄 伊犁交涉军情骤紧,李鸿章不失时机再次上奏,详陈必须立即架设电报线的理由。这些 理由,今日看来都是“常识”,但那时却是有待普及的“新知”。他并以正在俄国进行的 中俄谈判、以自己年前在天津做的试验、探索为例,具体说明架电报线的紧迫性与可行 性。李鸿章深知经费、经营管理方式与主权是朝廷最美心、最担心的问题,所以此折虽 短,但他仍在最后部分专门针对朝廷的疑虑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好的奏折确应如此提 出具体办法):“旱线”(即陆线)从天津到上海所需不过“十数万两”,可先从淮军军饷 项内拨款开办,等到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招募商股,分年缴还本银;经营方式 自然是“官督商办”;由于中国目前没有这方面人才不能不雇外国专家,但他明确提出 要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 此折虽短,却有充足的理由、具体的事例与明确的办法;险恶的现实和李鸿章的透 彻分析,使清廷终于顾不得电线究竟“孝不孝”“忠不忠”,立即允准李鸿章着手办理电
郾目仲尧明、沈为慧、何成刚《史学阅读与微课设计·中国近代史(上》(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特致谢意! 报局。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设立电报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电 讯事业的开始。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307~309页,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資源10: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从来不从技术层面论证、反对“新事物”,而是从 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电报”居然能被“上 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再次说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 的深厚。这种凡事都先要问“姓什么”,究竟是维护了传统文化还是耽误了传统文化? 对统治者有利还是有害?是“爱国”还是“误国”?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309页,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資源11:由于创修铁路于国计民生确实至关重要,且是李鸿章的多年心愿,所以 折书后他感到言犹未尽,同时又附上《议覆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对张家骧等反对者的观 点作了进一步反驳。张等认为,修铁路会使市镇繁华、民众富裕,因此会更加刺激列强 侵略的野心。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们如果能自强、 百姓富裕,“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相反,如果“我不能自强”、百姓贫穷,则国势更弱
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如果像张家骧等人那样因担心列强侵略 “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其实未必能承上列强的侵略;他甚至退一步说,即便这种百姓 贫穷之法真能杜绝别人的侵略野心,“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对反对者 提出的铁路将“有碍民间车马及往来行人,恐至拥挤磕碰,徒滋骚扰”的观点,他则不 厌其详地描述了国人当时闻所未闻的铁路与普通道路交又时的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旱 桥”,即今夭的“立交桥”之法,另一是“于两边设立栅门瞭望,火车将至则闭栅以止行 人,俟火车既过,然后启之之法”。最后他情绪颇为激动地写道:“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 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 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 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 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还鼓励朝廷说:“臣于铁路一事,深知 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于更有疑虑。” 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如有人上奏指责说:“观该二臣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