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与古文献，二者关系更为密切，古籍经历代传抄、时逾千年以上，其中讹误实难 估计。孙诒让在《名原序》中曾谓：“盖秦汉间诸儒传读经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假忞 为文，与盒形近，而《书·大诰》日：‘盆考’、‘篮王’、‘前密人’、盆武’，则皆文之讹也。” 此本吴大徵之《字说》，吴氏云：“文字有从心者，或作··…壁中古文《大诰篇》其 文字必与宁字相似，后儒遂误释为宁。”类似的错误在其它古籍中也时常可见。清代学者对古 籍曾经进行大力整理，勘误正别，做了大量工作。他们采用两种整理方法：一是利用不同版 本相互勘校，发现歧异，再辨别是非。二是利用文字、音韵、训诂，即文字学的知识，甄别 文辞的讹误。像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孙诒让的《札递》，均为后者 的杰作。尽管清人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但是，古文献当中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细心 研读，仍会时有发现。如《论语·公冶长》，子贡问孔子：“赐也何如？”孔子回答：“女，器 也。”子贡又问：“何器也？”孔子答：“琏瑚也。”《礼记·明堂位》亦云：“夏后氏之四琏”。古 代注释家皆以琏为簋之别称。其实用古文字学来分析，琏并非簋之别称，而为簋的误字。先 秦古文簋字，可写作“匦”或“轨”，因与连字形近，后人误识为连，以后又赘增玉符，写成 琏。再如，孙诒让的《墨子閒诂》是整理古籍之典型著作，但其中也难免出现疏漏。如《节 葬篇》云：“鼎、鼓、几、梃、壶、褴（锚）”，乃是当时贵族死后用来殉葬的礼器，其中的 “鼓”字，显然是敦字之误。战国中晚期，鼎、敦、壶、镒是当时贵族殉葬礼制中最常见的礼 器组合，因孙氏尚不了解当时的殉葬制度，故而遗漏。 近些年来有不少古文献出土，甚为可贵，如甘肃武威出土的简书《仪礼》，山东临沂出土 的《孙子兵法》，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安徽阜阳出土的《仓颜篇》，尤其是湖南长沙马王 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其中有《易经》、《经法》、《老子》、《纵横家书》、《天文》、《地图》、《医 药》、《相马经》、《导引图》等多种书籍。整理这方面的古文献，更须具备古文字的知识，因 为抄写的时间较早，书中使用许多别体字和假借字，如不能分析和辨别，则无法进行工作。 古文字学这门学科历史悠久，自汉代以来就有人从事研究，迄至宋代始取得学术界的重 视，从而得到发展。清自乾嘉以来，著名学者辈出，在古文字的研究方面获得不少成绩。近 些年来，由于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不断涌现出大量的古文字资料，种类繁多，内 容广泛，经过学者们的努力，研究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仅从识字数量来看，已远远超 过了过去。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譬如关于古文字 学理论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不够严谨和不够科 学的现象，这些都应当引起注意。 这本书拖延的时间很久，如果连同撰写它的前身《古文字学讲义》的时间计算在内，前 后不下十年。迟迟不敢拿出来的原因很多，主要还是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愈学愈感到知识贫 乏，力不从心。以自已之昏昏，难得使人昭昭，唯恐因已而误人。后来由于使用过《古文字 学讲义》的兄弟院校的同行和前辈，鼓励我将其刊印成书，又蒙苑峰师、苏秉琦师、季庚师 等几位前辈多次催促和勉励，又有姚孝遂、李学勤、裘锡圭、赵诚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以及 本专业同志的帮助，使得撰写工作终于完成。 在此还应当感谢我的老师唐兰（立庵）先生。先生在世的时候，曾为撰写这本书想了几 个方案，花费了不少精力。他建议把讲义中的字表补充扩大，独立成书；再将其它几个部分 充实提高，撰写一本理论性较强的《古文字学》。由于先生的偏爱，委此重任，奈因能力所限， 实难胜任。今有此书出版，虽不能满足昔日之嘱，只求不负先生之栽培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