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林》4/2008 并不长久,周启荣的研究也戛然而止。这些对晚明种种历史可能和最终失败的描述,反映了清初 历史记载中有关明朝腐朽灭亡的看法依然影响深远。但是这个令人沮丧的历史描述是正确的吗? 因为没有将出版史和“文学公共领域的研究延伸到清朝,所以学者们没能舍弃那些关于明朝及其 历史性失败的论点,同我们的希望相反,这些陈词滥调还维持着最后一线生机。 虽然朝代不一定是研究出版史的很好的时间单位,但是应予着重指出的是,出版史领域尚未开 展对清代的研究。人们认为清代的书籍在价值和审美程度上不及宋代和明代。清代藏书传统虽依 然存在,但学界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了社会和文化问题°。明末清初出版的书籍独特精绝(或者说 情色生艳、形象生动),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与之相比,盛清时代出版的书籍就不那么引人注目 了。我们肯定晚明出版物有吸引力它们华丽色彩斑斓、带着诱人的商业气息、令人着迷的相似 相对来说,清代出版物看起来则很难引起学者们的兴趣。 尽管18、19世纪在出版史领域还不是研究热门,可也有很多成果可以介绍。这个时期出版的 书籍存世数量庞大,证明当时出版业充满着活力,从新兴的出版业中心到国内主要经济中心,都印 行着不同体裁的书籍迎合了跨越社会阶层的不同读者°。与明代一样,清代出版物也体现了商品 经济和变化中的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重要联系。有些研究探讨的是其它问题,与出版史并无密切 关系,不过如能转用于印刷史研究,可能会成果不凡。例如,陆冬远( Richard lufrano)对商业文化的 研究,广泛利用了18、19世纪的商业手册°。如果这些资源被用于出版文化而不仅是商业文化研究 的话,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这些材料应该被用于考察在中华帝国晚期那些供日常生活使用的 出版物的研究中。 出版史关注的文化、社会和思想方面的主题,已经是其它更大范围研究的兴趣所在了。对世风 与教化的种种构想体现在善书和教育性文本中。对于生产和传播这些书籍的网络,我们能否知道 得更多?如果可以了解得更多,这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清代意识形态道德教化与国家会关系 的理解呢?最近学术界对清帝国多种族特性的关注,或许会重塑我们研究清代书籍史的方法。罗 有枝( Evelyn S.Ras)对于官方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物的调查就是颇有希望的尝试。我们假设清 代政治集权加强、文字狱扩大,但是,在盖博坚(R. Kent Guy,1987)对四库全书编纂的里程碑式研究 ①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e,pp.15-17,241-253.在本书前言中,周启荣指出“传统汉 学式的历史叙事”(这个提法本身颇为费解)运用的典型方法是把中国历史描绘成“记载失败的编年史”,他对此坚决反对 (p,5)。但是,不无讽刺的是,因为没有跨越朝代的界限,周启荣自己的研究不仅鼓励、甚至是重蹈错误的看法 2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 sity Asia Center, 2007. ⑧李孝悌论述道,晚明风流的文化事实上并没有消失得痕迹皆无。其实,在18、19世纪辑录的歌谣集里都能发现 它的后继者。他断定,法律和教化措施对“淫词艳曲吓不断打压反倒是体现了律法和道德教条实际上的影响力是多么有限, 见氏著:什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台北中研院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2本第3分,2001年,第544-600页。 ④在中国本土研究中,相对忽视清代的现象也很典型,与对宋元、明时期的研究相比,除了专注于19世纪欧洲印刷技 术的引进外,再没有针对清代出版业的专著了(见张志强:近20年来大陆地区的中国出版史著作评述》,“伕祝钱存训教授 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騙:蝻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第132页。游子安对善书的研究表明了清 代出版了门类广泛数量庞大的读物,既有这种特殊的类型,又有许多大众读物(见氏著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9年版;轡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 6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pp 29-30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Lufrano, Richard John,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 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1997. O Evelyn S Rawski, Qing Publishing in Non- Han Languages",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mp/www.cnki.ner·8· 并不长久 ,周启荣的研究也戛然而止 ①。这些对晚明种种历史可能和最终失败的描述 ,反映了清初 历史记载中有关明朝腐朽灭亡的看法依然影响深远。但是这个令人沮丧的历史描述是正确的吗 ? 因为没有将出版史和“文学公共领域 ”的研究延伸到清朝 ,所以学者们没能舍弃那些关于明朝及其 历史性失败的论点 ,同我们的希望相反 ,这些陈词滥调还维持着最后一线生机。 虽然朝代不一定是研究出版史的很好的时间单位 ,但是应予着重指出的是 ,出版史领域尚未开 展对清代的研究。人们认为清代的书籍在价值和审美程度上不及宋代和明代。清代藏书传统虽依 然存在 ,但学界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了社会和文化问题 ②。明末清初出版的书籍独特精绝 (或者说 情色生艳、形象生动 ) ,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 ,与之相比 ,盛清时代出版的书籍就不那么引人注目 了 ③。我们肯定晚明出版物有吸引力 :它们华丽、色彩斑斓、带着诱人的商业气息、令人着迷的相似。 相对来说 ,清代出版物看起来则很难引起学者们的兴趣 ④。 尽管 18、19世纪在出版史领域还不是研究热门 ,可也有很多成果可以介绍。这个时期出版的 书籍存世数量庞大 ,证明当时出版业充满着活力 ,从新兴的出版业中心到国内主要经济中心 ,都印 行着不同体裁的书籍 ,迎合了跨越社会阶层的不同读者 ⑤。与明代一样 ,清代出版物也体现了商品 经济和变化中的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重要联系。有些研究探讨的是其它问题 ,与出版史并无密切 关系 ,不过如能转用于印刷史研究 ,可能会成果不凡。例如 ,陆冬远 (Richard Lufrano)对商业文化的 研究 ,广泛利用了 18、19世纪的商业手册 ⑥。如果这些资源被用于出版文化而不仅是商业文化研究 的话 ,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 当然 ,这些材料应该被用于考察在中华帝国晚期那些供日常生活使用的 出版物的研究中。 出版史关注的文化、社会和思想方面的主题 ,已经是其它更大范围研究的兴趣所在了。对世风 与教化的种种构想体现在善书和教育性文本中。对于生产和传播这些书籍的网络 ,我们能否知道 得更多 ? 如果可以了解得更多 ,这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清代意识形态、道德教化与国家 /社会关系 的理解呢 ? 最近学术界对清帝国多种族特性的关注 ,或许会重塑我们研究清代书籍史的方法。罗 有枝 ( Evelyn S1Rawski)对于官方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物的调查就是颇有希望的尝试 ⑦。我们假设清 代政治集权加强、文字狱扩大 ,但是 ,在盖博坚 (R1Kent Guy, 1987)对四库全书编纂的里程碑式研究 《史林 》 4 /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Chow, Publishing ,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 pp115—17, 241—2531在本书前言中 ,周启荣指出“传统汉 学式的历史叙事 ”(这个提法本身颇为费解 )运用的典型方法是把中国历史描绘成“记载失败的编年史 ”,他对此坚决反对 (p15)。但是 ,不无讽刺的是 ,因为没有跨越朝代的界限 ,周启荣自己的研究不仅鼓励、甚至是重蹈错误的看法。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Mass1: Harvard Univer2 sity Asia Center, 20071 李孝悌论述道 ,晚明“风流的文化 ”事实上并没有消失得痕迹皆无。其实 ,在 18、19世纪辑录的歌谣集里都能发现 它的后继者。他断定 ,法律和教化措施对“淫词艳曲 ”不断打压反倒是体现了律法和道德教条实际上的影响力是多么有限 , 见氏著:《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 ———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 》,台北中研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72本第 3分 , 2001年 ,第 544—600页。 在中国本土研究中 ,相对忽视清代的现象也很典型 ,与对宋、元、明时期的研究相比 ,除了专注于 19世纪欧洲印刷技 术的引进外 ,再没有针对清代出版业的专著了 (见张志强:《近 20年来大陆地区的中国出版史著作评述 》,“庆祝钱存训教授 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 》,第 132页。游子安对善书的研究表明了清 代出版了门类广泛数量庞大的读物 ,既有这种特殊的类型 ,又有许多大众读物 (见氏著《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 》,天津人 民出版社 1999年版;《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 》,中华书局 2005年版 )。 Brokaw,“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pp129—30;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1 Lufrano, Richard John,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 - 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1 Evelyn S1Rawski,“Qing Publishing in Non - Han Languages”,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p1304—331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