卩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 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美梅尔清著刘宗灵鞠北平译马钊校 [摘要]本文主要评介了美国和日本学术界不断发展的有关中华帝国晚期书籍史的研究,并部分涉及了中国大陆和 台湾学者的成果。相关研究已经逐渐脱离了对印刷出版技术史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涉及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文中 还着重讨论了本领域研究所关注的中华帝国晚期出版业的“地域性( place)问题,这一概念兼具空间方位与社会结构两方 面的涵义。 [关键词]印刷世界;书籍史;出版文化;晚期中华帝国 [中图分类号]K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4-0001-19 作者简介]梅尔清( obie Mever·Fong),副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 刘宗灵,博士生,复旦大学历史系;鞠北平,博土生,复旦大学历史系;马钊,助理教授,纽约州立大学 引言 从晚明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生产和消费书籍的浪潮。印刷出来的纸张被装订成册、盛函入匣 穿行于不同的空间和社会阶层中。它们的轨迹昭示了更为宏大的社会、思想、经济和文化模式,也 揭示了读者、作者、出版商、消费者参与建构的各种身份。本文评介了美国和日本学术界不断发展 的有关中华帝国晚期书籍史的研究,并部分涉及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成果。相关研究逐渐脱 离了对印刷出版技术史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涉及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本文还将着重讨论本 领域研究所关注的中华帝国晚期出版业的“地域性( p lace)饲题—这一概念在此既有地理方位 上的意义,又可以解释为书籍的读者及出版者的社会地位 书籍的世界 生活于16世纪的唐顺之(1507-1560)曾叙述道:“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 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 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 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 原文发表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dies66卷3号,2007年8月,第787-817页。本译文得到作者及杂志所在出版社 的授权,特此致谢。 2 0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p: //ww cnki ner
·1· 印刷的世界 :书籍、出版文化和 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3 [美 ]梅尔清 著 刘宗灵 鞠北平 译 马钊 校 [摘 要 ] 本文主要评介了美国和日本学术界不断发展的有关中华帝国晚期书籍史的研究 ,并部分涉及了中国大陆和 台湾学者的成果。相关研究已经逐渐脱离了对印刷出版技术史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涉及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文中 还着重讨论了本领域研究所关注的中华帝国晚期出版业的“地域性 (p lace) ”问题 ,这一概念兼具空间方位与社会结构两方 面的涵义。 [关键词 ] 印刷世界;书籍史;出版文化;晚期中华帝国 [中图分类号 ] K25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7—1873 (2008) 04—0001—19 [作者简介 ] 梅尔清 ( Tobie Meyer - Fong) ,副教授 ,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 刘宗灵 ,博士生 ,复旦大学历史系;鞠北平 ,博士生 ,复旦大学历史系;马钊 ,助理教授 ,纽约州立大学 引 言 从晚明开始 ,中国经历了一个生产和消费书籍的浪潮。印刷出来的纸张被装订成册、盛函入匣 穿行于不同的空间和社会阶层中。它们的轨迹昭示了更为宏大的社会、思想、经济和文化模式 ,也 揭示了读者、作者、出版商、消费者参与建构的各种身份。本文评介了美国和日本学术界不断发展 的有关中华帝国晚期书籍史的研究 ,并部分涉及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成果。相关研究逐渐脱 离了对印刷出版技术史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涉及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本文还将着重讨论本 领域研究所关注的中华帝国晚期出版业的“地域性 (p lace) ”问题 ———这一概念在此既有地理方位 上的意义 ,又可以解释为书籍的读者及出版者的社会地位。 一 书籍的世界 生活于 16世纪的唐顺之 (1507—1560)曾叙述道 :“仆居闲 ,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 ,人人见惯 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 ,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 ;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 ,稍有名 目在世间者 ,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 ,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 无 ,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 ,皆不久泯灭 ,然其往者灭矣 ,而在者尚满屋 印刷的世界 :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3 原文发表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卷 3号 , 2007年 8月 ,第 787—817页。本译文得到作者及杂志所在出版社 的授权 ,特此致谢。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使林》4/2008 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这里,唐顺之道明了书籍既是普遍存在的 又是短暂易逝的。他嘲笑了这些新贵和暴发户身上的虚荣—这些人出版自己作品的渴望忽然变 得现实了。 唐顺之沮丧的观察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社会阶层。他刚好生活在晚明出版业的繁荣势头 呈现之时,他的话也反映了对无处不在的变化的清醒认识。唐提醒我们,印刷出来的文字拥有象征 权力,即使对那些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都不太高的人也是如此。在他的世界里,书籍有多种功用 是承载知识的物件、供研习的版本,是在商业交易中被买卖的商品。抑有进者,书籍具有社会和文 化的意义,这一意义或通过人们拙劣的模仿折射出来,或是在人们对声望的追求中展现出来 近年来,作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原始资料和硏究对象,中国书籍的研究潜能越来越受到学者们 的关注。在历史大背景下探讨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呈现了更为宏观的思想、社会、政治及文 化走向。如此的研究也体现了学术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中国史进入以世界和欧洲书籍史统领的国 际学术舞台,与我们的同行展开跨领域和跨学科的交流。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对书籍出版的研究 成果层出不穷。然而,与那些被唐顺之嘲笑的文集不同,近期出版的学术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值得 读和珍藏,它们已经开始占据我们的书架 这个领域尚在发展,毫不奇怪,与其相关的学术术语仍在变动之中。在中文语境里,书籍史、印 刷文化和出版史之间精确的界线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尽管这些术语都是从有关西方近代早 期的历史研究中借用而来的。对学术术语的使用有些宽泛,这也确实部分反映了本领域研究的现 状。总的来说,“印刷史“这个术语主要从技术角度研究印刷业的历史,“书籍史”、“出版史和“出 版文化都展示了作者对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关注。这些术语也引出了“交流循环”(Cm m unication circuit)的概念,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 damon)将这个概念定义为:通过作品的生产 发行和消费等事务将作者出版商、销售商和读者连接成一体的网络°。因此,这些术语关注于生 产者读者、生产的方式和市场机制。“籍史这个术语特别表明了一种比较研究的取向和一种要 求,即参与到论述近代早期出版业的广阔与自觉的超国界知识活动中去。书籍史是建立在多种研 究取向之上:首先是“年鉴学派'强调的量化研究及研究出版背后的社会动力;其次是近年来不断引 入、并渐有取传统而代之的理论驱使下的新兴趣,关注读者群体、交流循环、日常阅读活动中的身体 实践;最后是残存的对手稿研究的兴趣。出版史和出版文化承载着类似于书籍史的一些功能,其保 持着分析的广度,但是没有比较研究的议题。 印刷文化"( Print culture)这一术语涵盖了更为宽泛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原始资料除了 书籍以外,还包括如单张印刷品、新闻报刊和插图等。研究对象是围绕着印刷品的生产与消费展开 或受其影响)的文化实践的整个内容。研究课题涵盖了身份( den tity)、社会角色阶层差别和阅 读的历史等。印刷文化的概念如此广泛,以致于几乎取代了文化史,因为很难想象一种不包含这些 内容的文化领域 近来有关中国出版历史的研究层出不穷,呈现出超越国界的景象,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 学者都对这个领域抱有极大兴趣。然而,学者群体之间的互动并不均衡,美国与日本学者之间的 唐顺之:川先生文集》(17卷,附录1卷),卷6,纯白斋刻本1573年,35b-36a。周启荣(Kai- wing Chow)举这个 例子证明下层社会民众也使用墓志铭(Kai. 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04)。读者还可以参阅大木康( Oki Yasushi)的研究( Oki Yasushi, Minmatstr Ko nan no shup- pan bunka (The Publishing Cultre of Late Ming jiangnan,pp.25-26),还有井上进的相关论述( Inoue Susumu, Chu goku shup 记,可参看傅路德( Goodrich Carrington)的研究( Goodrich Carrington, The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 New York 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252--1256) 2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Daedalus 111(3): 65-83, 1982, pp 67-68 3 Roger Chartier, The Cult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 versity Press, 1987, p. I 2e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mtp.://wwww.cnki.ner
·2· 也。若皆存在世间 ,即使以大地为架子 ,亦安顿不下矣。” ①这里 ,唐顺之道明了书籍既是普遍存在的 又是短暂易逝的。他嘲笑了这些新贵和暴发户身上的虚荣 ———这些人出版自己作品的渴望忽然变 得现实了。 唐顺之沮丧的观察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社会阶层。他刚好生活在晚明出版业的繁荣势头 呈现之时 ,他的话也反映了对无处不在的变化的清醒认识。唐提醒我们 ,印刷出来的文字拥有象征 权力 ,即使对那些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都不太高的人也是如此。在他的世界里 ,书籍有多种功用 , 是承载知识的物件、供研习的版本 ,是在商业交易中被买卖的商品。抑有进者 ,书籍具有社会和文 化的意义 ,这一意义或通过人们拙劣的模仿折射出来 ,或是在人们对声望的追求中展现出来。 近年来 ,作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原始资料和研究对象 ,中国书籍的研究潜能越来越受到学者们 的关注。在历史大背景下探讨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 ,呈现了更为宏观的思想、社会、政治及文 化走向。如此的研究也体现了学术的现实意义 ,有利于中国史进入以世界和欧洲书籍史统领的国 际学术舞台 ,与我们的同行展开跨领域和跨学科的交流。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 ,对书籍出版的研究 成果层出不穷。然而 ,与那些被唐顺之嘲笑的文集不同 ,近期出版的学术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值得一 读和珍藏 ,它们已经开始占据我们的书架。 这个领域尚在发展 ,毫不奇怪 ,与其相关的学术术语仍在变动之中。在中文语境里 ,书籍史、印 刷文化和出版史之间精确的界线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 ,尽管这些术语都是从有关西方近代早 期的历史研究中借用而来的。对学术术语的使用有些宽泛 ,这也确实部分反映了本领域研究的现 状。总的来说 ,“印刷史 ”这个术语主要从技术角度研究印刷业的历史 ,“书籍史 ”、“出版史 ”和“出 版文化 ”都展示了作者对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关注。这些术语也引出了“交流循环 ”(Com2 munication Circuit)的概念 ,罗伯特 ·达恩顿 (Robert Darnton)将这个概念定义为 :通过作品的生产、 发行和消费等事务 ,将作者、出版商、销售商和读者连接成一体的网络 ②。因此 ,这些术语关注于生 产者、读者、生产的方式和市场机制。“书籍史 ”这个术语特别表明了一种比较研究的取向和一种要 求 ,即参与到论述近代早期出版业的广阔与自觉的超国界知识活动中去。书籍史是建立在多种研 究取向之上 :首先是“年鉴学派 ”强调的量化研究及研究出版背后的社会动力 ;其次是近年来不断引 入、并渐有取传统而代之的理论驱使下的新兴趣 ,关注读者群体、交流循环、日常阅读活动中的身体 实践 ;最后是残存的对手稿研究的兴趣。出版史和出版文化承载着类似于书籍史的一些功能 ,其保 持着分析的广度 ,但是没有比较研究的议题。 “印刷文化 ”(Print Culture)这一术语涵盖了更为宽泛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原始资料除了 书籍以外 ,还包括如单张印刷品、新闻报刊和插图等。研究对象是围绕着印刷品的生产与消费展开 (或受其影响 )的文化实践的整个内容 ③。研究课题涵盖了身份 ( Identity)、社会角色、阶层差别和阅 读的历史等。印刷文化的概念如此广泛 ,以致于几乎取代了文化史 ,因为很难想象一种不包含这些 内容的文化领域。 近来有关中国出版历史的研究层出不穷 ,呈现出超越国界的景象 ,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 学者都对这个领域抱有极大兴趣。然而 ,学者群体之间的互动并不均衡 ,美国与日本学者之间的 《史林 》 4 /2008 ① ② ③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 》(17卷 ,附录 1卷 ) ,卷 6,纯白斋刻本 1573年 , 35b—36a。周启荣 ( Kai - wing Chow)举这个 例子证明下层社会民众也使用墓志铭 ( Kai - wing Chow, Publishing ,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 Stanford, Calif: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04)。读者还可以参阅大木康 (Oki Yasushi)的研究 (Oki Yasushi,Minmatsu Koˉnan no shup2 pan bunka [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 ], pp125—26) ,还有井上进的相关论述 ( Inoue Susumu, Chuˉgoku shup2 pan bunka shi[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 Culture ], Nagoya: Nagoy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27—328)。有关唐顺之的传 记 ,可参看傅路德 ( Goodrich Carrington)的研究 ( Goodrich Carrington, The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 New York: Cambridge U2 niversity Press, 1976, pp11252—1256)。 Robert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Daedalus 111 (3) : 65—83, 1982, pp167—681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1Lydia G1Cochrane, Princeton, N1J1: Princeton U2 niversity Press, 1987, p11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卩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学术亲缘关系十分明显。例如,大木康和井上进( Inoue susumu)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 巨大,本文也将详细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书籍史的中文成果则关注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 中国学者自身和他们的外国同行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本土的书籍史研究是特色鲜 明的传统书目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传统长期以来注重于目录编纂、版本研究、训诂学、印 刷技术史、书籍收藏和校勘等领域。很大程度上,美国学者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利用中文学 界的出版成果,他们叹为观止于参考书目的精深,将其当作航行于浩瀚史料之海的指南。正是出 于实用主义目的,20世纪早期出版的叶德辉的作品,以及张秀民的研究成果,都被广泛引用。 不过,有迹象表明大洋两岸之间的学术契合正在出现,双方因不同的原因)对地方与区域出版 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交流与对话正在开展,新的参考工具和目录也得到共 旱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以外的学者已经自觉摆脱了对版本和技术史的研究,那些过分强调古籍 善本与早于古腾堡四个世纪发明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法都遭到摒弃。相应地,他们自觉 在相关的广阔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书籍,同时亦主张重视出版实践。他们声称,因为成本低 和普及广,雕板印刷更为重要特别当和相对昂贵且利用较少的活字印刷术相比时,更是如此。其 他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世纪以来手稿与印刷书籍同时存在,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手稿也一直是 种文本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媒介°。他们集中关注于普通版本而不是收藏家们的珍藏,有意提醒大 家注意以前所忽视的时段类型与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出版,这最能贴切地 反应出∝交流循环现象,但同时忽略了两种在中国较重要的出版模式—官方和家族的生产。学 ①包筠雅( Brokaw Cynthia),"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s. Cynthia Brokaw and Kai- wing Cho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3-54 ②叶德辉:林清话(附书林余话)》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张秀民:仲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对近期中国学者的出版史研究综述,请参阅张志强:近20年 来大陆地区的中国出版史著作评述》,“呋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婻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 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我很感谢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部的潘铭先生(Ming· sun poon),他提示我注 意这本参考文献。 ④上述趋势在下列学者的作品中都有述及,见 Brokaw Cynthia,"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Joseph McDer 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2006;Oki, Minmatsu Ko nan no shuppan bunka,p.4-5.此外,张秀民、钱存训( Tsien Tsuen- hsun,“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per and Printing", 5, Pt. I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ed. Joseph Need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托马斯·卡特( Thomas Carter, The M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2nded,New York Ronald press,1955),以及吴光清(K.TWu," 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7[3]:203- 60,1943)的作品都是早期传统的例子。对书目和版本的了解仍然是有益的,贾晋珠的研究证明了这点。 ⑥最早研究中国出版的西方学者之一托马斯·卡特意识到木板印刷的相对重要性,它是“基于东亚文化发展而来的 出版形式”( The I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p.5)。然而,他的主要论点,是技术的传播和因此而来 的出版的全球性影响。 ⑥参见 Inoue susumu. Chu goku shuppan bunka shi/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 Culture.以及周绍明( Joseph McDer mott), 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Cynthia Brokaw and Kai wing Chow, pp 55-10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⑦参考包筠雅的 的历史》一文,其对这个领域有明晰全面的介绍(“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l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54)。她的发现明显地影响了现在通行的观点。也可参考高津孝 (Takatsu Takashi), "Beikoku no Chu goku shuppan bunkashi kenkyu"[ North America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 ing Culture], Chu goku- Shakai to bunka /China- -Society and Culture120:471-81。大多数有关出版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 研究都是外文出版的新成果,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年鉴学派在日本影响很大(见高津孝前揭文第475 页)。从对中国善本研究的转移,正反映了罗伯特·达恩顿所描绘的从近代早期欧洲书籍研究的书目分析方法中移向的趋 势(见达恩顿前揭文第67-68页)。 ⑧这些类别不再被假定为绝对的。在家族和商业出版者之间的区别特别微妙一最近的一些中国研究成果为了避 免这样的问题,而以私家出版之。可参考叶树声和余敏辉的共同研究:朝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 000年版。 20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p//www.cnki.ner
·3· 学术亲缘关系十分明显。例如 ,大木康和井上进 ( Inoue Susumu)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 巨大 ,本文也将详细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书籍史的中文成果则关注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 中国学者自身和他们的外国同行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 ,即认为中国本土的书籍史研究是特色鲜 明的传统书目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传统长期以来注重于目录编纂、版本研究、训诂学、印 刷技术史、书籍收藏和校勘等领域 ①。很大程度上 ,美国学者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利用中文学 界的出版成果 ,他们叹为观止于参考书目的精深 ,将其当作航行于浩瀚史料之海的指南。正是出 于实用主义目的 , 20世纪早期出版的叶德辉的作品 ② ,以及张秀民的研究成果 ,都被广泛引用 ③。 不过 ,有迹象表明大洋两岸之间的学术契合正在出现 ,双方 (因不同的原因 )对地方与区域出版 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交流与对话正在开展 ,新的参考工具和目录也得到共 享。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以外的学者已经自觉摆脱了对版本和技术史的研究 ,那些过分强调古籍 善本与早于古腾堡四个世纪发明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法 ,都遭到摒弃 ④。相应地 ,他们自觉 在相关的广阔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书籍 ,同时亦主张重视出版实践。他们声称 ,因为成本低 和普及广 ,雕板印刷更为重要 ,特别当和相对昂贵且利用较少的活字印刷术相比时 ,更是如此 ⑤。其 他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世纪以来手稿与印刷书籍同时存在 ,事实上 ,直到 20世纪 ,手稿也一直是 一种文本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媒介 ⑥。他们集中关注于普通版本而不是收藏家们的珍藏 ,有意提醒大 家注意以前所忽视的时段、类型与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 ⑦。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出版 ,这最能贴切地 反应出“交流循环 ”现象 ,但同时忽略了两种在中国较重要的出版模式 ———官方和家族的生产 ⑧。学 印刷的世界 :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包筠雅 (Brokaw Cynthia)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1”,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eds1Cynthia Brokaw and Kai - wing Chow,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13—541 叶德辉:《书林清话 (附书林余话 ) 》,中华书局 1987年影印本。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对近期中国学者的出版史研究综述 ,请参阅张志强:《近 20年 来大陆地区的中国出版史著作评述 》,“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 五生日纪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年版。我很感谢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部的潘铭 先生 (Ming - sun Poon) ,他提示我注 意这本参考文献。 上述趋势在下列学者的作品中都有述及 ,见 Brokaw Cynthia,“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1”; Joseph McDer2 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Oki,Minmatsu Koˉnan no shuppan bunka , pp14—51此外 ,张秀民、钱存训 ( Tsien Tsuen - hsuin,“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per and Printing”, 5, Pt1 I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ed1Joseph Need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托马斯 ·卡特 ( Thoma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 2nded, New2 York: Ronald Press, 1955) ,以及吴光清 ( K1T1Wu ,“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 [ 3 ]: 203— 60, 1943)的作品都是早期传统的例子。对书目和版本的了解仍然是有益的 ,贾晋珠的研究证明了这点。 最早研究中国出版的西方学者之一托马斯 ·卡特意识到木板印刷的相对重要性 ,它是“基于东亚文化发展而来的 出版形式 ”(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 p15)。然而 ,他的主要论点 ,是技术的传播和因此而来 的出版的全球性影响。 参见 Inoue Susumu, 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 Culture ]1以及周绍明 (Joseph McDer2 mott) ,“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eds1Cynthia Brokaw and Kai - wing Chow, pp155—10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 参考包筠雅的《中国书籍的历史 》一文 ,其对这个领域有明晰全面的介绍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p13—54)。她的发现明显地影响了现在通行的观点。也可参考高津孝 ( Takatsu Takashi) ,“Beikoku no Chu goku shuppan bunkashi kenkyu”[North America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2 ing Culture ], Chu goku—Shakai to bunka [China —Society and Culture ] 20: 471—81。大多数有关出版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 研究都是外文出版的新成果 ,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年鉴学派在日本影响很大 (见高津孝前揭文第 475 页 )。从对中国善本研究的转移 ,正反映了罗伯特 ·达恩顿所描绘的从近代早期欧洲书籍研究的书目分析方法中移向的趋 势 (见达恩顿前揭文第 67—68页 )。 这些类别不再被假定为绝对的。在家族和商业出版者之间的区别特别微妙 ———最近的一些中国研究成果为了避 免这样的问题 ,而以“私家出版 ”代之。可参考叶树声和余敏辉的共同研究:《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使林》4/2008 术界的这种趋势倾向于忽略非商业的书籍流通,比如礼物馈赠等,并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个人等通 过官方渠道资助的以提高学术声望的荣誉性出版活动。 从方法论角度讲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籍史研究有密切关联,但是到目前为 止,在印刷语言( printed word)的比较对话中,中国书籍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边缘位置。无论 过去还是现在,亚洲出版商们印行的书籍卷帙浩繁,但是中国—事实上,通常来讲是东亚—在 绝大多数有关书籍的世界历史著作中,仅仅出现在脚注之中。1996年华帝国晚期》( Late in pe- rial china)杂志推出专刊,标志中国出版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初次登场,研究法国书籍史的著名学 者夏特里埃( Roger chartier撰写了导言。尽管如此,其后出版的新的有关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 研究,可能因为面世时间尚短,还未对整个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欧洲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里依 然突出。面对以国界与语言划分的文化范畴和研究领域,这条变化中的书籍史研究的启发性途径 似乎突然黯然失色,丧失了活力。事实上尽管学者们已经融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但是大多数研 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文化的西方及日本学者,仍明确追求将中国书籍的历史书写成一种社会和文 化产品,或一种政治力量,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的阅读实践,从而使柯文(PauA. Cohen)在1980年 代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得以不朽。 本研究综述将关注于过去十五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中国书籍史及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尽管 本文涉及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都展现出比较研究的趋势,在亚洲与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籍的 地位,也是个诱人的题目,但是目前尚无法实现。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考察传统的关于中国出 版史的时期划分。书籍在历史时期中的“位置”(pace)是产生学术争论的根源,对这个问题 的重新考察也许能促使我们质疑当下通行的时代划分。第二,地方性研究已成了书籍史中成 果卓著的领域。将文化和物质生产安置于特定的空间语境中,这样的硏究使得我们能从书籍 流通的视角去考虑区间贸易网络、商业和交通运输状况。第三部分则重新考察书籍在中国历 史中的社会地位:最基本的问题是,关于书籍生产者(包括作者与出版者)和消费者的社会位 置( social p lace),我们都知道多少?书籍怎么样流通?预期的及实际的读者怎样得到书籍? 第四,书籍是变革的动力,它影响到文人身份以及性别角色的定义,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体 现,晚明尤甚,本文将讨论此间书籍的活动舞台。最后,文章将评价已有成果中对政治权威和 印刷之间关系的研究。 ①当然也有例外。书籍作为礼物交换的角色,在周绍明( 1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0: books and literati Late Imperial China,pp.84-94)和大木康(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p.48-50)的研究中探讨 ②亨利·史密斯( Smith Henry D.),“ Japanesenes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Monumenta Nipponica53(4):499- 515.1998,p502, 3 Roger Chartier, "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 Trans. Jill A. Friedman, Late Imperial China. 17(1):1-9, 1996. ④玛丽·贝理( Mary Elizabeth Berry)发现中国书籍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是共有文化财产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一种“无接 触的世界的大同主义”( cosmopolitanism without contact)(见氏著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 rod,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2006,p.224)。异乎寻常 对明代出版史的概述中,缪咏禾 简要探讨了中国书籍的海外传布和这些出口对于缪所命名的“汉字文化圈”—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文化影响(见氏著 朝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423页)。从地域性的考量出发,基于日本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产 生了有关东亚出版文化的两卷本论文集,包括来自于日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欧洲、澳洲和美国的学者的研究,文章包 含丰富的细节。然而,这些研究在方法和结论方面是典型的既缺乏比较又没有综合(见矶部彰编: Higashi A/ia shuppan bunka kenkyu kohaku"/Research 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 Kohaku, Tokya Chisen shokan, 2004a, Higashi Ajia shuppan bunka kenkyu: nwwatazumi/ Research 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 "Nivatazumi", Tokya Nigensha, 2004) ⑤相对不同的是,周启荣在仲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和权力》书的前言中坚定地表达了开展比较研究的议程设 想—挑战了古腾堡的追随者,以及历史研究方面其他那些模糊的汉学传统”的实践者( Publishing,Clre, and pow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5-7) 2e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mtp.://wwww.cnki.ner
·4· 术界的这种趋势倾向于忽略非商业的书籍流通 ,比如礼物馈赠等 ,并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个人等通 过官方渠道资助的以提高学术声望的荣誉性出版活动 ①。 从方法论角度讲 ,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籍史研究有密切关联 ,但是到目前为 止 ,在印刷语言 (p rinted word)的比较对话中 ,中国书籍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边缘位置。无论 过去还是现在 ,亚洲出版商们印行的书籍卷帙浩繁 ,但是中国 ———事实上 ,通常来讲是东亚 ———在 绝大多数有关书籍的世界历史著作中 ,仅仅出现在脚注之中 ②。1996年《中华帝国晚期 》(Late Im pe2 rial China)杂志推出专刊 ,标志中国出版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初次登场 ,研究法国书籍史的著名学 者夏特里埃 (Roger Chartier)撰写了导言 ③。尽管如此 ,其后出版的新的有关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 研究 ,可能因为面世时间尚短 ,还未对整个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 ,欧洲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里依 然突出。面对以国界与语言划分的文化范畴和研究领域 ,这条变化中的书籍史研究的启发性途径 似乎突然黯然失色 ,丧失了活力 ④。事实上 ,尽管学者们已经融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 ,但是大多数研 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文化的西方及日本学者 ,仍明确追求将中国书籍的历史书写成一种社会和文 化产品 ,或一种政治力量 ,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的阅读实践 ,从而使柯文 (Paul A1Cohen)在 1980年 代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 ”得以不朽 ⑤。 本研究综述将关注于过去十五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中国书籍史及出版史的研究成果 。尽管 本文涉及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都展现出比较研究的趋势 ,在亚洲与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籍的 地位 ,也是个诱人的题目 ,但是目前尚无法实现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考察传统的关于中国出 版史的时期划分 。书籍在历史时期中的“位置 ”( p lace)是产生学术争论的根源 ,对这个问题 的重新考察也许能促使我们质疑当下通行的时代划分 。第二 ,地方性研究已成了书籍史中成 果卓著的领域 。将文化和物质生产安置于特定的空间语境中 ,这样的研究使得我们能从书籍 流通的视角去考虑区间贸易网络 、商业和交通运输状况 。第三部分则重新考察书籍在中国历 史中的社会地位 :最基本的问题是 ,关于书籍生产者 (包括作者与出版者 )和消费者的社会位 置 ( social p lace) ,我们都知道多少 ? 书籍怎么样流通 ? 预期的及实际的读者怎样得到书籍 ? 第四 ,书籍是变革的动力 ,它影响到文人身份以及性别角色的定义 ,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体 现 ,晚明尤甚 ,本文将讨论此间书籍的活动舞台 。最后 ,文章将评价已有成果中对政治权威和 印刷之间关系的研究 。 《史林 》 4 /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当然也有例外。书籍作为礼物交换的角色 ,在周绍明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p184—94)和大木康 (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 , pp148—50)的研究中探讨了这个问 题。 亨利 ·史密斯 ( Smith Henry D1) ,“Japanesenes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Monumenta Nipponica 53 ( 4 ) : 499— 51511998, p15021 Roger Chartier,“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 Trans1Jill A1Friedman, Late Imperial China 117 (1) : 1—9, 19961 玛丽 ·贝理 (Mary Elizabeth Berry)发现中国书籍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是共有文化财产的组成部分 ,构成了一种“无接 触的世界的大同主义 ”( cosmopolitanismwithout contact) (见氏著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2 riod,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1224)。异乎寻常的是 ,在对明代出版史的概述中 ,缪咏禾 简要探讨了中国书籍的海外传布和这些出口对于缪所命名的“汉字文化圈 ”———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文化影响 (见氏著 《明代出版史稿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13—423页 )。从地域性的考量出发 ,基于日本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 ,产 生了有关东亚出版文化的两卷本论文集 ,包括来自于日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欧洲、澳洲和美国的学者的研究 ,文章包 含丰富的细节。然而 ,这些研究在方法和结论方面是典型的既缺乏比较又没有综合 (见矶部彰编: Higashi Ajia shuppan bunka kenkyuˉ:“kohaku ”[ Research 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Kohaku ”], Tokyo: Chisen shokan, 2004a; Higashi Ajia shuppan bunka kenkyuˉ:‘niwatazumi ’[Research 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Niwatazumi ”], Tokyo: Nigensha, 2004)。 相对不同的是 ,周启荣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和权力 》一书的前言中坚定地表达了开展比较研究的议程设 想 ———挑战了古腾堡的追随者 ,以及历史研究方面其他那些模糊的“汉学传统 ”的实践者 ( Publishing ,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 pp15—7)。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卩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时间中的书籍 无论他们是在相对广阔的长时段历史趋势中阅读书籍史(如井上进,周绍明,贾晋珠)还是识 别地方瞬间出现的巨大变革(如周启荣,大木康, Susan chemiak),学者们笔下的中国书籍史和印刷 史发展轨迹与商业关系、文化、政治、思想和印刷语言的发展紧密相关。一个因果问题似乎呈现在 他们的研究中,也可能这个问题最终没有办法回答:书籍是历史变革得以实现的推手么?或者说书 籍可否标志时代的变迁?具体言之,学者们已经提出许多问题,印刷术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印 刷的书籍到底什么时候取代了手稿成为主要的文本媒介?如果朝代究其根本是一种政治建构,它 能成为划分出版史研究时段的有效单位吗?一些有关历史编年和开端的问题,虽简单但不断引发 争议,这些能为我们探讨中国出版史研究中关注的国家与社会、精英和大众(顺便提及,还有中国与 外国)之间的互动等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吗?我们应该在一种一元化的帝国晚期”话语下讨论出版 问題吗?就像包筠雅提醒我们的那样,“在这个中国书籍史硏究的起步时期,明清晩期看似一个连 贯的统一体,不过未来更加细致的研究可能会显示出打破这样一个四世纪漫长时段的需要,取而代 之以更短的时段划分”。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断提及有关出版史年代系谱与时期划分的问题,现在 就让我们对此加以考察。 日本学者井上进考察了长时段中的中国出版史,他的著作仲国出版文化史》( Chugoku shup an bunka shi)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在这部至少名义上是关于出版文化的著 作里,井上进的研究起于书籍诞生的战国时代—这要比印刷术的出现要早上几百年,止于辉煌的 至少从书籍消费的观点来看是如此)明代最后数十年。在这一过程中,井上进揭示出书籍文化 方面逐渐向社会下层扩散,另一方面从帝国中心向外围扩展,他详细阐述了政治发展与书籍文化的 繁荣和局限之间的关系 不断扩张的社会精英阶层阅读、收藏、购买书籍,通过在长时段背景下考察这种书籍文化 特别是书籍的消费,井上进展示了国家集权与书籍以及它们的消费者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此处,书籍突出体现了朝廷和居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之间的微妙互动,这些精英的组成与身份随着 政治环境的改变也发生着变化。这个主题贯穿于井上进的研究,他认为16世纪后半叶雕版印刷品 之取代手稿,并不是因为印刷技术的进步,而是因为知识阶层、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井上 进承认在南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印刷繁荣,也认定有明一代代表了中国出版文化的顶峰;虽然没 有提供证据,他还假定清代的中国进入了文化上的禁锢时代,这一点通过政治集权主义、文字狱和 官方限定的印刷品交易场所等体现出来。 关于早期的印刷史,井上进和其他学者,包括周绍明,都强调了印刷书籍发展迟缓,并且在很长 时期内与手稿共存这一现象。例如,他们都留心到,尽管制作印刷书的雕版印刷术可能在唐朝就已 经发明了,但还是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来达到对手稿的绝对优势地位,这一转折直到16世纪才完 成。印刷术最初被用来出版佛教经籍,可能要到9世纪,印刷术才被用来印行黄历、年历、解梦册 Cynthia Brokaw, "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2 ②类似的长时段的观点也能在李瑞良的著作中找到(见氏著仲国出版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 页)。他将印刷定义为书籍的制造、销售和分类,并回溯到商代甲骨文,向下则延伸到民国时期。与井上进形成对照,李将 有力的政治统治和市场在出版方面的发展相联系起来。有关井上进观点的英文详细介绍,可参考包筠雅的论文(“ Revie Article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1):pp.135-165)。 3 Inoue Susumu, Chu goku shuppan bunka shi(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 Culture, Pp 341-342 ④关于欧洲书籍历史的研究也显示了手稿和印刷物是长期共存的。参看哈罗德·拉弗( Harold Love), Scribal publica 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Oxford, U. K: Clarendon Press, 1993, CAN Joseph McDermott, "The Ascendance of theIr int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77-78 20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mp/www.cnki.ner
·5· 二 时间中的书籍 无论他们是在相对广阔的长时段历史趋势中阅读书籍史 (如井上进 ,周绍明 ,贾晋珠 ) ,还是识 别地方瞬间出现的巨大变革 (如周启荣 ,大木康 , Susan Cherniak) ,学者们笔下的中国书籍史和印刷 史发展轨迹与商业关系、文化、政治、思想和印刷语言的发展紧密相关。一个因果问题似乎呈现在 他们的研究中 ,也可能这个问题最终没有办法回答 :书籍是历史变革得以实现的推手么 ? 或者说书 籍可否标志时代的变迁 ? 具体言之 ,学者们已经提出许多问题 ,印刷术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 印 刷的书籍到底什么时候取代了手稿成为主要的文本媒介 ? 如果朝代究其根本是一种政治建构 ,它 能成为划分出版史研究时段的有效单位吗 ? 一些有关历史编年和开端的问题 ,虽简单但不断引发 争议 ,这些能为我们探讨中国出版史研究中关注的国家与社会、精英和大众 (顺便提及 ,还有中国与 外国 )之间的互动等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吗 ? 我们应该在一种一元化的“帝国晚期 ”话语下讨论出版 问题吗 ? 就像包筠雅提醒我们的那样 ,“在这个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起步时期 ,明清晚期看似一个连 贯的统一体 ,不过未来更加细致的研究可能会显示出打破这样一个四世纪漫长时段的需要 ,取而代 之以更短的时段划分 ” ①。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断提及有关出版史年代系谱与时期划分的问题 ,现在 就让我们对此加以考察。 日本学者井上进考察了长时段中的中国出版史 ,他的著作《中国出版文化史 》(Chugoku shup2 pan bunka shi)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在这部至少名义上是关于出版文化的著 作里 ,井上进的研究起于书籍诞生的战国时代 ———这要比印刷术的出现要早上几百年 ,止于辉煌的 (至少从书籍消费的观点来看是如此 )明代最后数十年 ②。在这一过程中 ,井上进揭示出书籍文化一 方面逐渐向社会下层扩散 ,另一方面从帝国中心向外围扩展 ,他详细阐述了政治发展与书籍文化的 繁荣和局限之间的关系。 不断扩张的社会精英阶层阅读、收藏、购买书籍 ,通过在长时段背景下考察这种书籍文化 ——— 特别是书籍的消费 ,井上进展示了国家集权与书籍以及它们的消费者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此处 ,书籍突出体现了朝廷和居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之间的微妙互动 ,这些精英的组成与身份随着 政治环境的改变也发生着变化。这个主题贯穿于井上进的研究 ,他认为 16世纪后半叶雕版印刷品 之取代手稿 ,并不是因为印刷技术的进步 ,而是因为知识阶层、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井上 进承认在南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印刷繁荣 ,也认定有明一代代表了中国出版文化的顶峰 ;虽然没 有提供证据 ,他还假定清代的中国进入了文化上的禁锢时代 ,这一点通过政治集权主义、文字狱和 官方限定的印刷品交易场所等体现出来 ③。 关于早期的印刷史 ,井上进和其他学者 ,包括周绍明 ,都强调了印刷书籍发展迟缓 ,并且在很长 时期内与手稿共存这一现象。例如 ,他们都留心到 ,尽管制作印刷书的雕版印刷术可能在唐朝就已 经发明了 ,但还是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来达到对手稿的绝对优势地位 ,这一转折直到 16世纪才完 成 ④。印刷术最初被用来出版佛教经籍 ,可能要到 9世纪 ,印刷术才被用来印行黄历、年历、解梦册 印刷的世界 :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① ② ③ ④ Cynthia Brokaw,“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1231 类似的长时段的观点也能在李瑞良的著作中找到 (见氏著《中国出版编年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2—3 页 )。他将印刷定义为书籍的制造、销售和分类 ,并回溯到商代甲骨文 ,向下则延伸到民国时期。与井上进形成对照 ,李将 有力的政治统治和市场在出版方面的发展相联系起来。有关井上进观点的英文详细介绍 ,可参考包筠雅的论文 (“Review Article -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 - Moder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 (1) : pp1135—165)。 Inoue Susumu, 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 Culture ], pp1341—3421 关于欧洲书籍历史的研究也显示了手稿和印刷物是长期共存的。参看哈罗德 ·拉弗 (Harold Love) , Scribal Publica2 tion in Seventeenth - Century England , Oxford, U1K1: Clarendon Press, 19931以及 Joseph McDermott,“The Ascendance of the Im2 print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p177—78。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使林》4/2008 子、算命指南等材料,那些能识文断字、又进取有为的行家里手在宗教和其他活动中广泛地使用了 这些印刷材料 从这些实用的起源开始,印刷术逐渐趋于中心地位,并被唐宋转型时期处于上升阶段的科举考 试体制所利用变成了一种有力量、有地位的事物。在北宋时期,官府刻印书籍的工作先是激发、 继而回应了迅速扩张的民间出版宗教、学术和商业书籍的趋势最终这两种出版事业并行不悖。这 种进程在南宋时期加速发展并不断强化。结果,在诸如建阳、杭州、成都和开封这样的出版中心 由官府、学术和商业资助,印行了数量空前、且质量上乘的书籍,种类繁多,有诗集医书、科举考试 参考书方志、纸币、进士题名录、契约样本宗教宝卷和符咒、邸报等。 对晚明出版尤为关注的学者们,包括井上进、大木康、周启荣和周绍明等人,挑起了一场关于 应如何认识宋代出版业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他们声称晚明出版业的发展是非凡和空前的。这 些学者还挑战以前的、尤其为中国藏书家和目录学者、书史学家们大力推崇的观点,即基于印刷 精美水准、存世善本数量,以及此时出版领域的空前发展,突出宋代是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 对上述中国同行的观点,美国与日本的学者们报以怀疑的目光,他们认为在宋代,书籍并非唾手 可得。其观点来源于轶闻中所强调的事实,即想买书的人买不到书,藏书规模相对较小,以及书 店数量看似稀少等,这种现象持续到末朝的最后几十年°。与之相对比,晚明出版物不仅在数量 和范围、潜在市场的规模、藏书的规模等方面超越宋朝,并且还有出版物中所展现的那种空前的 (且是无与伦比的)对通俗、异类和充满情欲的题材的热衷。作为回应,研究南宋末年思想和出 版史的学者们提醒我们去注意12、13世纪商业出版繁荣时期出现的类似发展。例如,贾晋珠就 批评了“那些相信空前的爆炸性发展开始于16世纪中期的明代的学者”。她认为,有意义的对 比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当然,在缺乏佐证材料的情况下,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还是存在问 题的 虽然宋明之间的时段总体上被描绘为史图景中的黑洞,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印刷 业在蒙古人统治下繁荣发展。这与其它研究一道,修正了先前那种强调元朝统治摧残中国文化的 ①对此的描述参见巴瑞特( Barrett, Timothy),“ The Rise and Spread of Printing: A New Account of Religious Factors”,SOAS Working Paper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1; Oki Yasushi, Minm su Ko nan no shuppan bunka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pp.11-12,妹尾达彦( Seo tatsuhiko,“ 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Chang ans Eastern Market in the Tang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61: 1-42 2003, Tsien, Tsuen-Hsuin,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per and Printing, 5, Pt. I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ed. Joseph Need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52.如大木康和井上进这样的学者强调在唐代出版技术 起源中的非官方的(大众的)因素;与之相反,张秀明则强调朝廷赞助的重要性。然而,就像周绍明所注意到的一样,精确的 开端仍然难以追溯( 1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d0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10-12) ②苏珊·彻尼亚克( Cherniak,Susn),“ 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 Song China, Hanard Journal of Asiat Studies 54(1): 5-125. 1994, P. 35: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r17 th Centuries),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No 5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 8: Ir 3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tamang, Fuian (11 thr17th Centuries), P.66 O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 th-17 th Centuries), pp 73-74; E its #E( De Weerdt, Hilde), " Court Gazettes and Short Reports: The Blurry Boundaries between Official News and Rumor", Unpublished paper,2006并上进则认为一直到南宋末期才出现真正有意义的商业印刷( Chu goku shuppan bunka shi, p.148)。 6 Inoue Susumu, Chu goku shuppan bunka shi, pp 152-153 6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mang, Fujian(11 th-17 th Centuries), pp,145-146 ⑦史乐民( Smith, Paul Jakov),“ Problematizing the song. Yuan ming transition”, n The Song-Yuan- 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s.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 I 8 Joseph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57; g#f (Miya Noriko), Mongoru jidai no shuppan bunka/ Publishing Culture under the Mongols Nagoya: Nagoya daigaku, shuppansha, 20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mtp://www.cnkiner
·6· 子、算命指南等材料 ,那些能识文断字、又进取有为的行家里手在宗教和其他活动中广泛地使用了 这些印刷材料 ①。 从这些实用的起源开始 ,印刷术逐渐趋于中心地位 ,并被唐宋转型时期处于上升阶段的科举考 试体制所利用 ,变成了一种有力量、有地位的事物 ②。在北宋时期 ,官府刻印书籍的工作先是激发、 继而回应了迅速扩张的民间出版宗教、学术和商业书籍的趋势 ,最终这两种出版事业并行不悖。这 种进程在南宋时期加速发展并不断强化 ③。结果 ,在诸如建阳、杭州、成都和开封这样的出版中心 , 由官府、学术和商业资助 ,印行了数量空前、且质量上乘的书籍 ,种类繁多 ,有诗集、医书、科举考试 参考书、方志、纸币、进士题名录、契约样本、宗教宝卷和符咒、邸报等 ④。 对晚明出版尤为关注的学者们 ,包括井上进、大木康、周启荣和周绍明等人 ,挑起了一场关于 应如何认识宋代出版业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他们声称晚明出版业的发展是非凡和空前的。这 些学者还挑战以前的、尤其为中国藏书家和目录学者、书史学家们大力推崇的观点 ,即基于印刷 精美水准、存世善本数量 ,以及此时出版领域的空前发展 ,突出宋代是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 ”。 对上述中国同行的观点 ,美国与日本的学者们报以怀疑的目光 ,他们认为在宋代 ,书籍并非唾手 可得。其观点来源于轶闻中所强调的事实 ,即想买书的人买不到书 ,藏书规模相对较小 ,以及书 店数量看似稀少等 ,这种现象持续到宋朝的最后几十年 ⑤。与之相对比 ,晚明出版物不仅在数量 和范围、潜在市场的规模、藏书的规模等方面超越宋朝 ,并且还有出版物中所展现的那种空前的 (且是无与伦比的 )对通俗、异类和充满情欲的题材的热衷。作为回应 ,研究南宋末年思想和出 版史的学者们提醒我们去注意 12、13世纪商业出版繁荣时期出现的类似发展。例如 ,贾晋珠就 批评了“那些相信空前的爆炸性发展开始于 16世纪中期的明代的学者 ” ⑥。她认为 ,有意义的对 比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间 ,当然 ,在缺乏佐证材料的情况下 ,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还是存在问 题的 。 虽然宋明之间的时段总体上被描绘为“历史图景中的黑洞 ” ⑦ ,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印刷 业在蒙古人统治下繁荣发展 ⑧。这与其它研究一道 ,修正了先前那种强调元朝统治摧残中国文化的 《史林 》 4 /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对此的描述参见巴瑞特 (Barrett , Timothyh) ,“The Rise and Spread of Printing : A New Account of Religious Factors”, SOAS Working Paper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1; Oki Yasushi,Minmat 2 su Koˉnan no shuppan bunka [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 ], pp111—12; 妹尾达彦 ( Seo Tatsuhiko,“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Chang’an’s Eastern Market in the Tang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61: 1—42, 2003; Tsien, Tsuen - Hsuin,“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per and Printing”, 5, Pt1 I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ed1Joseph Need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1521如大木康和井上进这样的学者强调在唐代出版技术 起源中的非官方的 (大众的 )因素;与之相反 ,张秀明则强调朝廷赞助的重要性。然而 ,就像周绍明所注意到的一样 ,精确的 开端仍然难以追溯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p110—12)。 苏珊 ·彻尼亚克 (Cherniak, Susn) ,“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o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 (1) : 5—12511994, p135;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 Fujian ( 11th—17 th Centuries) ,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Monograph Series No1561Cambridge,Mass1: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18; In2 oue, 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 pp1106—1101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 p1661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 Fujian ( 11 th—17 th Centuries) , pp173—74;威德 塔 (De Weerdt , Hilde ) ,“Court Gazettes and Short Reports: The Blurry Boundaries between Official News and Rumor”, Unpublished paper, 2006;井上进则认为一直到南宋末期才出现真正有意义的商业印刷 (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 p1148)。 Inoue Susumu, 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 pp1152—1531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 pp1145—1461 史乐民 ( Smith, Paul Jakov) ,“Problematizing the Song - Yuan - Ming Transition”, In The Song - Yuan - 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s1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Mass1: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111 Joseph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157;宫纪子 (Miya Noriko) ,Mongoru jidai no shuppan bunka [ Publishing Culture under the Mongols ], Nagoya: Nagoya daigaku, shuppansha, 2006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卩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看法。贾晋珠在对福建建阳旨在营利的私人出版商的细致研究中,具体体现了上述对元代出版业 的重新评价。她在摆脱从普通的王朝更替的历史维度考察出版史的视角后,转而从书籍本身着眼 由此,贾晋珠坚持认为元代科举制度的衰落也许只是减少了商业出版的一个刺激因素,但这并没有 导致建阳书业的全面萎缩。事实上,她注意到在元代建阳书业继续发展它们的业务。其有利条件 是书院资助新的为研究儒家经典而编纂的启蒙读物,出版商印行了越来越多的医药书、工具书、字 典和通俗作品。在这个基础上,贾认为宋代出现的出版商业化大众化的趋势在元朝依然存在,建 阳出版业只是在明代早期才进入一个衰落期。她因此将宋和元特别是南宋与元,看作是一个和明 代早期不同的独立时段 就书籍本身而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明代早期是处在两个相对商业化发展时期中间的低潮 阶段,或者,就像井上进所说,明代早期是一个书籍“贫乏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出版史的谱 系与经济起伏和商业兴衰息息相关。因而,同一个朝代中的地区差异要比朝代间的差异更有意义 此外,这再一次说明学术界讨论过的宋明两朝哪一个是中国印刷史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是多么不 妥当 长久以来,学者们注意到印刷史上主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6世纪中叶,也就是明朝后期。商业 发展、技术改进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结合,使得印刷出来的书籍成为价格低廉的普通媒介,生产与 消费高速进行,书籍种类繁多,读者群逐渐发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凡是能想象得到的对书籍的需 要,都能得到满足。出版业的中心地区,例如杭州、苏州、南京、建阳和徽州(安徽)等地,都印刷并销 售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包括尺牍手册、宗教小册子、日用类书、交通指南、绣像小说、剧本、绘画入门 读物、字帖、拓片(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和色情小说等。作者和出版商们通过前言插图、点评等渠 道吸引读者,既能促销图书,还向读者推荐了撰写和出版这些图书的个人。他们还利用雕版印刷的 灵活性,对书籍版式进行改良试验:书籍彩色套印中的正文里填充着多样的批注,行间批注,页边 注,独立成册的图录,各种插图,或同一页内文图并茂。同样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类型的书籍里:一段 来自日用类书的素材也许被转印到小说里,以达到喜剧性、讽刺性或是颠覆性的效果。五花八门 的书籍市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 对于一些学者来讲,17世纪中叶的王朝鼎革似乎将明代出版业摧毁殆尽,这标志着中国晚明 象征的早期现代性的“失败”。对长时段趋势感兴趣的学者(例如井上进)支持这个观点,一些专注 于晩明历史硏究的专家也强调了同样的看法。例如,周启荣提出了早期现代“文学公共领域ˇ的说 法,在这个领域内,以重释经典为特点,不同的观点和论争占据着书籍出版,这是史无前例的,尽管 ①这类早期的观点仍在中国一些最近的研究中延续着。例如,缪咏禾认为随着杭州在1279年陷落于蒙古人之手,宋 代繁荣的出版文化也崩溃了,直到明代汉族统治恢复后才又复兴起来(前揭书第9页)。 2 L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pp 116 142-143: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The Song. 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n ds.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296-301 3 Inoue Susumu, Chu oku shuppan bunka shi, p.179 O WU, K T, 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 203-60, 1943, p.203 ⑤贾晋珠注意到,建阳出版业的恢复开始于16世纪早期,稍早于大木康所认为的江南出版业在16世纪中期复兴 ( Printing for Profil: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man,p.153)。虽然在 技术上有不少进步—显著的例子有彩 色印刷的发明和木刻插图的改良使用、铜活字的出现,以及摹写早期版本的翻刻本(吴光清," 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 p.203)——但是大多数学者同意明代出版繁荣的主要依靠非技术性的因素(例如使用价格低廉的纸张),或是技术性因素 只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例如,靠使用新的艺术家字体产生的吸引力)。 ⑥周绍明、井上进和大木康都认为,在书籍生产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多种作用的生员至关重要 Of, " Jin Ping Mei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s. Judith T. Zeitlin and Lydia H Liu,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5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 sia Center, 2003, pp 193-194 2o1994-2008ChinaAcademic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cnkiner
·7· 看法 ①。贾晋珠在对福建建阳旨在营利的私人出版商的细致研究中 ,具体体现了上述对元代出版业 的重新评价。她在摆脱从普通的王朝更替的历史维度考察出版史的视角后 ,转而从书籍本身着眼。 由此 ,贾晋珠坚持认为元代科举制度的衰落也许只是减少了商业出版的一个刺激因素 ,但这并没有 导致建阳书业的全面萎缩。事实上 ,她注意到在元代建阳书业继续发展它们的业务。其有利条件 是书院资助新的为研究儒家经典而编纂的启蒙读物 ,出版商印行了越来越多的医药书、工具书、字 典和通俗作品 ②。在这个基础上 ,贾认为宋代出现的出版商业化、大众化的趋势在元朝依然存在 ,建 阳出版业只是在明代早期才进入一个衰落期。她因此将宋和元 ,特别是南宋与元 ,看作是一个和明 代早期不同的独立时段。 就书籍本身而言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明代早期是处在两个相对商业化发展时期中间的低潮 阶段 ,或者 ,就像井上进所说 ,明代早期是一个书籍“贫乏 ”的时代 ③。从这个角度看 ,出版史的谱 系与经济起伏和商业兴衰息息相关。因而 ,同一个朝代中的地区差异要比朝代间的差异更有意义。 此外 ,这再一次说明学术界讨论过的宋明两朝哪一个是中国印刷史的黄金时代的问题 ,是多么不 妥当。 长久以来 ,学者们注意到印刷史上主要的转折点出现在 16世纪中叶 ,也就是明朝后期 ④。商业 发展、技术改进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结合 ,使得印刷出来的书籍成为价格低廉的普通媒介 ,生产与 消费高速进行 ,书籍种类繁多 ,读者群逐渐发展到社会各个阶层 ⑤。凡是能想象得到的对书籍的需 要 ,都能得到满足。出版业的中心地区 ,例如杭州、苏州、南京、建阳和徽州 (安徽 )等地 ,都印刷并销 售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包括尺牍手册、宗教小册子、日用类书、交通指南、绣像小说、剧本、绘画入门 读物、字帖、拓片 (其本身就是艺术品 )和色情小说等 ⑥。作者和出版商们通过前言、插图、点评等渠 道吸引读者 ,既能促销图书 ,还向读者推荐了撰写和出版这些图书的个人。他们还利用雕版印刷的 灵活性 ,对书籍版式进行改良试验 :书籍彩色套印中的正文里填充着多样的批注 ,行间批注 ,页边 注 ,独立成册的图录 ,各种插图 ,或同一页内文图并茂。同样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类型的书籍里 :一段 来自日用类书的素材也许被转印到小说里 ,以达到喜剧性、讽刺性或是颠覆性的效果 ⑦。五花八门 的书籍市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 对于一些学者来讲 , 17世纪中叶的王朝鼎革似乎将明代出版业摧毁殆尽 ,这标志着中国晚明 象征的早期现代性的“失败 ”。对长时段趋势感兴趣的学者 (例如井上进 )支持这个观点 ,一些专注 于晚明历史研究的专家也强调了同样的看法。例如 ,周启荣提出了早期现代“文学公共领域 ”的说 法 ,在这个领域内 ,以重释经典为特点 ,不同的观点和论争占据着书籍出版 ,这是史无前例的 ,尽管 印刷的世界 :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类早期的观点仍在中国一些最近的研究中延续着。例如 ,缪咏禾认为随着杭州在 1279年陷落于蒙古人之手 ,宋 代繁荣的出版文化也崩溃了 ,直到明代汉族统治恢复后才又复兴起来 (见前揭书第 9页 )。 参见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 Fujian ( 11th—17th Centuries) , pp1116, 142—143;“Mashaben : Commercial Publishing from the Song to theMing”, In The Song - Yuan - 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s1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Mass1: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1296—3011 Inoue Susumu, 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 p11791 WU, K1T,“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 (3) : 203—60, 1943, p12031 贾晋珠注意到 ,建阳出版业的恢复开始于 16世纪早期 ,稍早于大木康所认为的江南出版业在 16世纪中期复兴 (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 p1153)。虽然在明代印刷技术上有不少进步 ———显著的例子有彩 色印刷的发明和木刻插图的改良使用、铜活字的出现 ,以及摹写早期版本的翻刻本 (吴光清 ,“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 p1203) ———但是大多数学者同意明代出版繁荣的主要依靠非技术性的因素 (例如使用价格低廉的纸张 ) ,或是技术性因素 只起到了部分的作用 (例如 ,靠使用新的艺术家字体产生的吸引力 )。 周绍明、井上进和大木康都认为 ,在书籍生产转型过程中 ,发挥了多种作用的生员至关重要。 商伟 ,“Jin Ping Mei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 eds1Judith T1Zeitlin and Lydia H1Liu,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Monograph Series 58, Cambridge,Mass1: Harvard University A2 sia Center, 2003, pp1193—194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使林》4/2008 并不长久,周启荣的研究也戛然而止。这些对晚明种种历史可能和最终失败的描述,反映了清初 历史记载中有关明朝腐朽灭亡的看法依然影响深远。但是这个令人沮丧的历史描述是正确的吗? 因为没有将出版史和“文学公共领域的研究延伸到清朝,所以学者们没能舍弃那些关于明朝及其 历史性失败的论点,同我们的希望相反,这些陈词滥调还维持着最后一线生机。 虽然朝代不一定是研究出版史的很好的时间单位,但是应予着重指出的是,出版史领域尚未开 展对清代的研究。人们认为清代的书籍在价值和审美程度上不及宋代和明代。清代藏书传统虽依 然存在,但学界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了社会和文化问题°。明末清初出版的书籍独特精绝(或者说 情色生艳、形象生动),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与之相比,盛清时代出版的书籍就不那么引人注目 了。我们肯定晚明出版物有吸引力它们华丽色彩斑斓、带着诱人的商业气息、令人着迷的相似 相对来说,清代出版物看起来则很难引起学者们的兴趣。 尽管18、19世纪在出版史领域还不是研究热门,可也有很多成果可以介绍。这个时期出版的 书籍存世数量庞大,证明当时出版业充满着活力,从新兴的出版业中心到国内主要经济中心,都印 行着不同体裁的书籍迎合了跨越社会阶层的不同读者°。与明代一样,清代出版物也体现了商品 经济和变化中的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重要联系。有些研究探讨的是其它问题,与出版史并无密切 关系,不过如能转用于印刷史研究,可能会成果不凡。例如,陆冬远( Richard lufrano)对商业文化的 研究,广泛利用了18、19世纪的商业手册°。如果这些资源被用于出版文化而不仅是商业文化研究 的话,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这些材料应该被用于考察在中华帝国晚期那些供日常生活使用的 出版物的研究中。 出版史关注的文化、社会和思想方面的主题,已经是其它更大范围研究的兴趣所在了。对世风 与教化的种种构想体现在善书和教育性文本中。对于生产和传播这些书籍的网络,我们能否知道 得更多?如果可以了解得更多,这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清代意识形态道德教化与国家会关系 的理解呢?最近学术界对清帝国多种族特性的关注,或许会重塑我们研究清代书籍史的方法。罗 有枝( Evelyn S.Ras)对于官方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物的调查就是颇有希望的尝试。我们假设清 代政治集权加强、文字狱扩大,但是,在盖博坚(R. Kent Guy,1987)对四库全书编纂的里程碑式研究 ①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e,pp.15-17,241-253.在本书前言中,周启荣指出“传统汉 学式的历史叙事”(这个提法本身颇为费解)运用的典型方法是把中国历史描绘成“记载失败的编年史”,他对此坚决反对 (p,5)。但是,不无讽刺的是,因为没有跨越朝代的界限,周启荣自己的研究不仅鼓励、甚至是重蹈错误的看法 2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 sity Asia Center, 2007. ⑧李孝悌论述道,晚明风流的文化事实上并没有消失得痕迹皆无。其实,在18、19世纪辑录的歌谣集里都能发现 它的后继者。他断定,法律和教化措施对“淫词艳曲吓不断打压反倒是体现了律法和道德教条实际上的影响力是多么有限, 见氏著:什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台北中研院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2本第3分,2001年,第544-600页。 ④在中国本土研究中,相对忽视清代的现象也很典型,与对宋元、明时期的研究相比,除了专注于19世纪欧洲印刷技 术的引进外,再没有针对清代出版业的专著了(见张志强:近20年来大陆地区的中国出版史著作评述》,“伕祝钱存训教授 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騙:蝻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第132页。游子安对善书的研究表明了清 代出版了门类广泛数量庞大的读物,既有这种特殊的类型,又有许多大众读物(见氏著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9年版;轡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 6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pp 29-30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Lufrano, Richard John,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 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1997. O Evelyn S Rawski, Qing Publishing in Non- Han Languages",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mp/www.cnki.ner
·8· 并不长久 ,周启荣的研究也戛然而止 ①。这些对晚明种种历史可能和最终失败的描述 ,反映了清初 历史记载中有关明朝腐朽灭亡的看法依然影响深远。但是这个令人沮丧的历史描述是正确的吗 ? 因为没有将出版史和“文学公共领域 ”的研究延伸到清朝 ,所以学者们没能舍弃那些关于明朝及其 历史性失败的论点 ,同我们的希望相反 ,这些陈词滥调还维持着最后一线生机。 虽然朝代不一定是研究出版史的很好的时间单位 ,但是应予着重指出的是 ,出版史领域尚未开 展对清代的研究。人们认为清代的书籍在价值和审美程度上不及宋代和明代。清代藏书传统虽依 然存在 ,但学界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了社会和文化问题 ②。明末清初出版的书籍独特精绝 (或者说 情色生艳、形象生动 ) ,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 ,与之相比 ,盛清时代出版的书籍就不那么引人注目 了 ③。我们肯定晚明出版物有吸引力 :它们华丽、色彩斑斓、带着诱人的商业气息、令人着迷的相似。 相对来说 ,清代出版物看起来则很难引起学者们的兴趣 ④。 尽管 18、19世纪在出版史领域还不是研究热门 ,可也有很多成果可以介绍。这个时期出版的 书籍存世数量庞大 ,证明当时出版业充满着活力 ,从新兴的出版业中心到国内主要经济中心 ,都印 行着不同体裁的书籍 ,迎合了跨越社会阶层的不同读者 ⑤。与明代一样 ,清代出版物也体现了商品 经济和变化中的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重要联系。有些研究探讨的是其它问题 ,与出版史并无密切 关系 ,不过如能转用于印刷史研究 ,可能会成果不凡。例如 ,陆冬远 (Richard Lufrano)对商业文化的 研究 ,广泛利用了 18、19世纪的商业手册 ⑥。如果这些资源被用于出版文化而不仅是商业文化研究 的话 ,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 当然 ,这些材料应该被用于考察在中华帝国晚期那些供日常生活使用的 出版物的研究中。 出版史关注的文化、社会和思想方面的主题 ,已经是其它更大范围研究的兴趣所在了。对世风 与教化的种种构想体现在善书和教育性文本中。对于生产和传播这些书籍的网络 ,我们能否知道 得更多 ? 如果可以了解得更多 ,这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清代意识形态、道德教化与国家 /社会关系 的理解呢 ? 最近学术界对清帝国多种族特性的关注 ,或许会重塑我们研究清代书籍史的方法。罗 有枝 ( Evelyn S1Rawski)对于官方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物的调查就是颇有希望的尝试 ⑦。我们假设清 代政治集权加强、文字狱扩大 ,但是 ,在盖博坚 (R1Kent Guy, 1987)对四库全书编纂的里程碑式研究 《史林 》 4 /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Chow, Publishing ,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 pp115—17, 241—2531在本书前言中 ,周启荣指出“传统汉 学式的历史叙事 ”(这个提法本身颇为费解 )运用的典型方法是把中国历史描绘成“记载失败的编年史 ”,他对此坚决反对 (p15)。但是 ,不无讽刺的是 ,因为没有跨越朝代的界限 ,周启荣自己的研究不仅鼓励、甚至是重蹈错误的看法。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Mass1: Harvard Univer2 sity Asia Center, 20071 李孝悌论述道 ,晚明“风流的文化 ”事实上并没有消失得痕迹皆无。其实 ,在 18、19世纪辑录的歌谣集里都能发现 它的后继者。他断定 ,法律和教化措施对“淫词艳曲 ”不断打压反倒是体现了律法和道德教条实际上的影响力是多么有限 , 见氏著:《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 ———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 》,台北中研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72本第 3分 , 2001年 ,第 544—600页。 在中国本土研究中 ,相对忽视清代的现象也很典型 ,与对宋、元、明时期的研究相比 ,除了专注于 19世纪欧洲印刷技 术的引进外 ,再没有针对清代出版业的专著了 (见张志强:《近 20年来大陆地区的中国出版史著作评述 》,“庆祝钱存训教授 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 》,第 132页。游子安对善书的研究表明了清 代出版了门类广泛数量庞大的读物 ,既有这种特殊的类型 ,又有许多大众读物 (见氏著《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 》,天津人 民出版社 1999年版;《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 》,中华书局 2005年版 )。 Brokaw,“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pp129—30;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1 Lufrano, Richard John,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 - 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1 Evelyn S1Rawski,“Qing Publishing in Non - Han Languages”,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p1304—331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卩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中已经向我们揭示权力关系是复杂而多维的°。所谓的文字狱对商业出版和书籍贸易意味着什么 呢?卜正民( Tmothy B ook)利用涉及盛清时期若干文字狱案件的历史材料,揭示了书籍的生产、流 通和官方审查中存在的潜在机制。他认为清代国家在监督和管理印刷业方面扮演了一个相对有限 的角色,被动地应对印刷业的发展变化。那么,对官府控制的疑惧阻碍了出版活动吗?或者,政治 焦虑在印刷世界中相对有限吗?随着18世纪文化权威向北京迁移,当地书肆数目不断增长,清朝 的政治权威是否摧毁了晚明时活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文人群体的相对独立性?盛清的印刷世界 的确和晩明迥然有别。但是要准确理解出版史中的连续和间断、剖析时代发展的特性,都需要更仔 细与持续不断的研究。有鉴于此,考察一下同一朝代时段内地区之间持续、不同步的发展变化就显 得十分必要了。 三地域性问题 地域性问题在晚期中华帝国出版文化的研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在这一部分里,“地域” (pace)将被具体阐释为一个较大的自然或者行政区域单位,当然,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社会 地位的问题也令学者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至少自1980年代以来,地方史研究在中国研究中地 位日益上升,通过考察由地域限定的研究主题,学者们对印刷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作为学者们注重研究地域特殊性的结果,我们得以考察以下问题:如文化和商业之间的结合,出版 机构的地方分支和组织方式,地域与血缘身份(在出版物中)的建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技术和资源 的流通。就整个中国而言,出版史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均,史料保存参差不齐是部分原因。由于与书 籍有关的事迹与材料分布相对集中于江南,出版史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这个地区,这同其它研究领 域类似。大木康有关晚明江南出版的研究,在英语学者圈里被频繁的引证,它可以被当作研究江南 这个地位突出但地理划分上并不明确的地域的典范。两位学者对福建的印刷中心有着更深入透彻 的研究:即贾晋珠对重要的商业印刷中心建阳的研究,以及包筠雅对另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城 镇—四堡的研究。贾对晚明的江南城市南京的商业印刷也有过研究。这些研究典型地反映了 地方感如何能够作用于出版文化研究之中,以及地方出版史研究中运用的方法与史料 在一系列文章和最近出版的书里面,包筠雅向我们介绍了四堡这样一个位于福建西部农村的 地方。四堡处于边远地区距离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和帝国首都北京都很遥远。它甚至也不是一个 有很多书籍的地方。此地印刷装订的书籍谈不上精美上乘,但也不是个声名狼藉的专产次品的地 方(与建阳不同)。它的产量还引不起人们的注意,鲜有来自藏书家或官方的褒贬。但包筠雅认为, 书籍造就了这个地方。当本地的人家开始利用易得的原材料印刷书籍的时候,他们有了发财致富 ①GuyR.Kent,“ The Emperor’ 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 Lung period", Council on eas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2 Timothy Brook, "Censorship in 18 th Century China: A View from the Book Trade",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22(2) 177-96,1988,p.179,19 具体区域的出版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兴盛起来了。在1990年代以后,不少专著和论文研究了有关(当然并不局限于 此)扬州、苏州、南京、徽州等地的出版历史,还有对山西、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区的研究。对于游客推崇地方风物的人 和研究专家来说,研究地方出版的历史和描述地方手工艺品、饮食方式和其它的消费传统一样,都是建构地方认同过程的 组成部分。对地区的(省际的或局部地区的)出版传统的突然兴趣也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地方志编辑工作的一种副产 品。可参看王澄、刘永明旸州刻书考》·陵书社2003年版),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2003年版)和谢水顺、 李5儡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人的研究 ④另外对单一城市的研究,如南宋时期杭州的出版业,可参看艾思仁( Edgren soren),"“ Southern Song printing at zhou,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61: 1-21, 1989 2e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utsreservedhttp://nww.cnki.ner
·9· 中已经向我们揭示 ,权力关系是复杂而多维的 ①。所谓的文字狱对商业出版和书籍贸易意味着什么 呢 ? 卜正民 (Timothy B rook)利用涉及盛清时期若干文字狱案件的历史材料 ,揭示了书籍的生产、流 通和官方审查中存在的潜在机制。他认为清代国家在监督和管理印刷业方面扮演了一个相对有限 的角色 ,被动地应对印刷业的发展变化 ②。那么 ,对官府控制的疑惧阻碍了出版活动吗 ? 或者 ,政治 焦虑在印刷世界中相对有限吗 ? 随着 18世纪文化权威向北京迁移 ,当地书肆数目不断增长 ,清朝 的政治权威是否摧毁了晚明时活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文人群体的相对独立性 ? 盛清的印刷世界 的确和晚明迥然有别。但是要准确理解出版史中的连续和间断、剖析时代发展的特性 ,都需要更仔 细与持续不断的研究。有鉴于此 ,考察一下同一朝代时段内地区之间持续、不同步的发展变化就显 得十分必要了。 三 地域性问题 地域性问题在晚期中华帝国出版文化的研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在这一部分里 ,“地域 ” (p lace)将被具体阐释为一个较大的自然或者行政区域单位 ,当然 ,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 ,社会 地位的问题也令学者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 ,至少自 1980年代以来 ,地方史研究在中国研究中地 位日益上升 ,通过考察由地域限定的研究主题 ,学者们对印刷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③。 作为学者们注重研究地域特殊性的结果 ,我们得以考察以下问题 :如文化和商业之间的结合 ,出版 机构的地方分支和组织方式 ,地域与血缘身份 (在出版物中 )的建构 ,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技术和资源 的流通。就整个中国而言 ,出版史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均 ,史料保存参差不齐是部分原因。由于与书 籍有关的事迹与材料分布相对集中于江南 ,出版史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这个地区 ,这同其它研究领 域类似。大木康有关晚明江南出版的研究 ,在英语学者圈里被频繁的引证 ,它可以被当作研究江南 这个地位突出但地理划分上并不明确的地域的典范。两位学者对福建的印刷中心有着更深入透彻 的研究 :即贾晋珠对重要的商业印刷中心建阳的研究 ,以及包筠雅对另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城 镇 ———四堡的研究。贾对晚明的江南城市南京的商业印刷也有过研究 ④。这些研究典型地反映了 地方感如何能够作用于出版文化研究之中 ,以及地方出版史研究中运用的方法与史料。 在一系列文章和最近出版的书里面 ,包筠雅向我们介绍了四堡这样一个位于福建西部农村的 地方。四堡处于边远地区 ,距离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和帝国首都北京都很遥远。它甚至也不是一个 有很多书籍的地方。此地印刷装订的书籍谈不上精美上乘 ,但也不是个声名狼藉的专产次品的地 方 (与建阳不同 )。它的产量还引不起人们的注意 ,鲜有来自藏书家或官方的褒贬。但包筠雅认为 , 书籍造就了这个地方。当本地的人家开始利用易得的原材料印刷书籍的时候 ,他们有了发财致富 印刷的世界 :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① ② ③ ④ Guy R1Kent,“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 - Lung Perio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Cambridge,Mass1: Harvard University, 19871 TimothyBrook,“Censorship in 18th Century China: A View from the Book Trade”,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22 ( 2) : 177—96, 1988, pp1179, 1931 具体区域的出版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兴盛起来了。在 1990年代以后 ,不少专著和论文研究了有关 (当然并不局限于 此 )扬州、苏州、南京、徽州等地的出版历史 ,还有对山西、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区的研究。对于游客、推崇地方风物的人、 和研究专家来说 ,研究地方出版的历史和描述地方手工艺品、饮食方式和其它的消费传统一样 ,都是建构地方认同过程的 组成部分。对地区的 (省际的或局部地区的 )出版传统的突然兴趣也是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地方志编辑工作的一种副产 品。可参看王澄、刘永明《扬州刻书考 》(广陵书社 2003年版 ) ,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 》(广陵书社 2003年版 )和谢水顺、 李 0《福建古代刻书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等人的研究。 另外对单一城市的研究 ,如南宋时期杭州的出版业 ,可参看艾思仁 ( Edgren SÊren) ,“Southern Song Printing at Hang2 zhou”,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61: 1—21, 1989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使林》4/2008 的办法,即使地处偏僻,四堡地区也融入了一个更广大地域中的商业网络°。按照包筠雅的说法,四 堡出版业在18、19世纪里一直繁荣,直到20世纪初期才衰落下去,因为此时引进了外国技术,印刷 业更集中于像上海这样的商业资本优化组合的大都市。 作为地方出版史,包筠雅的工作具有先驱意义,既因为她聚焦于清代后半叶,也因为她对原始 资料的创新性利用—主要是对家谱及地方志的利用,还有实地调查和对版本的仔细考察。家族 出版的记忆在四堡延续着,包筠雅充分利用了这种资源,她走访了出版商的后裔,考察现存的住宅 与作坊,实地研究当地印刷的书籍°。她对地方变化和文化融合动力来源的研究与观点也有创新意 义。四堡所代表的那种地方特点决定了包筠雅的研究。地处南方,宗族组织活跃完善,拥有相对 富裕的自然资源,四堡是一种区域类型的象征。事实上,包筠雅也在总体上将它与其它相似的边 远地区的印刷业作了比较。虽然地狭偏僻,四堡代表着清代书籍渗透地方社会的深度和广度 作为一个区域商业网络中的节点,四堡也促进了更遥远的如云南和贵州这样的边疆省份融入书 籍市场 贾晋珠突出强调了在跨越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地方出版业的传承与变化。她的专著印刷牟利: 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出版商》(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anm ercial Publishers of j ianyang, Fujian 11—17 Centuries),着眼于现在中国版图内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偏僻角落。现实地位掩盖了它曾经作 为商业出版者中心的历史。贾提出了关于地域和出版的问题:为什么是在建阳?为什么历时如此 久远?声名狼藉的赝品能否代表这个地方书籍输出的特点?我们对建阳的出版商到底了解多少? 为了探寻这些问题,贾晋珠建立了详尽的数据库,包含了已知的2000本建阳出版的书籍信息,并走 访了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以便进一步研究。这些书籍在这项研究中构成了主要的资料。贾 剖析它们的结构并挖掘它们的书籍装帧艺术,从而让书籍自己来说话,不加引申和理论放大。贾 晋珠还认为,这些书籍不仅仅讲述自身的历史,还隐含着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 的信息。贾晋珠鼓励我们将建阳看作江南的延伸,尽管地处福建,这个地方深深的融入了江南地域 的经济圈。建阳出版业随着清朝的征服而崩溃,到了18世纪早期的时候,建阳已经变得隔绝和停 滞不前,与以前的市场割裂,没有什么可供销售的书籍了° 贾晋珠对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实证性质的。她对资料数据和书籍版本有非凡的驾驭能力 通过她的眼睛我们了解了建阳:地方状况、出版的书籍,以及地方和书籍在时代中如何演变。如果 资料不够确凿,她并不妄加推测,透过她的硏究,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到建阳出版机构的实际面貌 如何雇用和组织劳力?书籍销售是否一定在店铺内进行?印刷业的运转规模有多大?出版商怎么 获取资本?维持生意需要多少资金?关于出版商我们只能了解到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通过族 谱和地方志中精简的传记,以及贾晋珠通过“书籍装帧字里行间分析出来的各种线索。由于关 于出版商—他们毕竟是出版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的主要活动大部分仍是晦暗不清的,我们只 能了解抽象的历史活动参与者和间接的声音,研究地方、市场、印刷、以及书籍本身。从书籍出发, 我们思考时代与商业循环的关系。从建阳出发,我们考虑它在更大商业网络中的位置,并被吸引去 冒险将之与整体的中国作对比。 Brokaw,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 Late Imperi Chm17(1):49-92,1996,p.52 2 Brokaw,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 pp, 50-51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③贾晋珠认为不是这样,她注意到宋代建阳印刷了一些质量上乘的书籍,明末也间或有一些 ④贾晋珠也利用地方志和族谱为佐证。她模仿 Gerard genette,利用词语“头文本指涉注释、广告特征、序文、体例 的陈述以及与已刊印书籍的外貌有关的其他材料(除了正文以外)。周启荣也广阔地使用这个概念(和这些材料)( Publish 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 13) 60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yang, Fujian (1lth-17 th Centuries), pp 14-15, 24, 40 248-250,187 20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nww.cnki.ner
·10· 的办法 ,即使地处偏僻 ,四堡地区也融入了一个更广大地域中的商业网络 ①。按照包筠雅的说法 ,四 堡出版业在 18、19世纪里一直繁荣 ,直到 20世纪初期才衰落下去 ,因为此时引进了外国技术 ,印刷 业更集中于像上海这样的商业资本优化组合的大都市。 作为地方出版史 ,包筠雅的工作具有先驱意义 ,既因为她聚焦于清代后半叶 ,也因为她对原始 资料的创新性利用 ———主要是对家谱及地方志的利用 ,还有实地调查和对版本的仔细考察。家族 出版的记忆在四堡延续着 ,包筠雅充分利用了这种资源 ,她走访了出版商的后裔 ,考察现存的住宅 与作坊 ,实地研究当地印刷的书籍 ②。她对地方变化和文化融合动力来源的研究与观点也有创新意 义。四堡所代表的那种地方特点决定了包筠雅的研究。地处南方 ,宗族组织活跃完善 ,拥有相对 富裕的自然资源 ,四堡是一种区域类型的象征。事实上 ,包筠雅也在总体上将它与其它相似的边 远地区的印刷业作了比较。虽然地狭偏僻 ,四堡代表着清代书籍渗透地方社会的深度和广度。 作为一个区域商业网络中的节点 ,四堡也促进了更遥远的如云南和贵州这样的边疆省份融入书 籍市场。 贾晋珠突出强调了在跨越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地方出版业的传承与变化。她的专著《印刷牟利 : 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出版商 》(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 ercial Publishers of J ianyang, Fujian 11—17 Cen turies) ,着眼于现在中国版图内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偏僻角落。现实地位掩盖了它曾经作 为商业出版者中心的历史。贾提出了关于地域和出版的问题 :为什么是在建阳 ? 为什么历时如此 久远 ? 声名狼藉的赝品能否代表这个地方书籍输出的特点 ? ③ 我们对建阳的出版商到底了解多少 ? 为了探寻这些问题 ,贾晋珠建立了详尽的数据库 ,包含了已知的 2000本建阳出版的书籍信息 ,并走 访了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以便进一步研究。这些书籍在这项研究中构成了主要的资料。贾 剖析它们的结构并挖掘它们的书籍装帧艺术 ④ ,从而让书籍自己来说话 ,不加引申和理论放大。贾 晋珠还认为 ,这些书籍不仅仅讲述自身的历史 ,还隐含着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 的信息。贾晋珠鼓励我们将建阳看作江南的延伸 ,尽管地处福建 ,这个地方深深的融入了江南地域 的经济圈。建阳出版业随着清朝的征服而崩溃 ,到了 18世纪早期的时候 ,建阳已经变得隔绝和停 滞不前 ,与以前的市场割裂 ,没有什么可供销售的书籍了 ⑤。 贾晋珠对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实证性质的。她对资料数据和书籍版本有非凡的驾驭能力。 通过她的眼睛我们了解了建阳 :地方状况、出版的书籍 ,以及地方和书籍在时代中如何演变。如果 资料不够确凿 ,她并不妄加推测 ,透过她的研究 ,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到建阳出版机构的实际面貌 : 如何雇用和组织劳力 ? 书籍销售是否一定在店铺内进行 ? 印刷业的运转规模有多大 ? 出版商怎么 获取资本 ? 维持生意需要多少资金 ? ⑥关于出版商 ,我们只能了解到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 :通过族 谱和地方志中精简的传记 ,以及贾晋珠通过“书籍装帧 ”在字里行间分析出来的各种线索。由于关 于出版商 ———他们毕竟是出版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的主要活动大部分仍是晦暗不清的 ,我们只 能了解抽象的历史活动参与者和间接的声音 ,研究地方、市场、印刷、以及书籍本身。从书籍出发 , 我们思考时代与商业循环的关系。从建阳出发 ,我们考虑它在更大商业网络中的位置 ,并被吸引去 冒险将之与整体的中国作对比。 《史林 》 4 /2008 ① ② ③ ④ ⑤ Brokaw,“Commercial Publishing inLate ImperialChina: The Zou and Ma Family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 Late Imperial China 17 (1) : 49—92, 1996, p1521 Brokaw,“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China: The Zou and Ma Family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 pp150—51;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1 贾晋珠认为不是这样 ,她注意到宋代建阳印刷了一些质量上乘的书籍 ,明末也间或有一些。 贾晋珠也利用地方志和族谱为佐证。她模仿 Gerard Genette,利用词语“口头文本 ”指涉注释、广告特征、序文、体例 的陈述以及与已刊印书籍的外貌有关的其他材料 (除了正文以外 )。周启荣也广阔地使用这个概念 (和这些材料 ) ( Publish2 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 p113)。 ⑥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 Fujian ( 11 th—17 th Centuries) , pp114—15, 24, 40, 248—250, 187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