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固化还是流动? 一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 李路路石磊朱斌 提要: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整个社会变迁的核心过程之一。本文基于一 个一般的阶层结构框架和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聚焦于阶层间代际流动,探 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通过对阶层间代际流动 趋势、机制、国际比较以及效应等四个方面的集中分析,本文提出:在工业化 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代际间的总流动率四十年来持续上升,而代际关 联系数则呈N型变化,在经历了早期的上升和之后近二十年的持续下降后, 最近十年间再次出现上升。本文认为,绩效主义原则和阶层再生产效应在改 革过程中的相对强弱决定了代际关联系数的N型变化趋势。与本文选择的 0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代际关联系数排名第17位,相对较低 而对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分析表明,一个开放、流动的(包括向下流动)社 会能够通过提供平等的流动机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 关键词:阶层间代际流动代际关联系数国际比较社会流动效应 自1978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年。以现代化转型 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四十年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是整个社 会转型的核心过程之一。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 关系、社会利益、社会激励、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社会矛盾与冲突最重 要的结构基础之一。因此,转型社会中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趋势 直是学术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值此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 际,系统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趋势和机制,构成了本文 的主题。 在社会结构分析中,社会流动是分析的核心主题之一。无论是在 阶级的视角还是等级的视角下,社会流动研究都取得了异常丰富的成 果( Ganzeboom et al,1991)。尽管如此,在两个基础性的也是核心的问 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论或疑问,即所谓变迁的趋势和变迁的机制。 例如,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究竟是趋于增长和开放,还是保持 某种稳定性且以再生产和短距离流动模式为主( Ganzeboom et al.,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tal 1

书 固化还是流动？ ———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 李路路 石 磊 朱 斌 提要：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整个社会变迁的核心过程之一。本文基于一 个一般的阶层结构框架和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聚焦于阶层间代际流动，探 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通过对阶层间代际流动 趋势、机制、国际比较以及效应等四个方面的集中分析，本文提出：在工业化 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代际间的总流动率四十年来持续上升，而代际关 联系数则呈 Ｎ型变化，在经历了早期的上升和之后近二十年的持续下降后， 最近十年间再次出现上升。本文认为，绩效主义原则和阶层再生产效应在改 革过程中的相对强弱决定了代际关联系数的 Ｎ型变化趋势。与本文选择的 ２０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代际关联系数排名第 １７位，相对较低。 而对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分析表明，一个开放、流动的（包括向下流动）社 会能够通过提供平等的流动机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 关键词：阶层间代际流动 代际关联系数 国际比较 社会流动效应 自 １９７８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年。以现代化转型 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四十年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是整个社 会转型的核心过程之一。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 关系、社会利益、社会激励、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社会矛盾与冲突最重 要的结构基础之一。因此，转型社会中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趋势 一直是学术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值此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 际，系统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趋势和机制，构成了本文 的主题。 在社会结构分析中，社会流动是分析的核心主题之一。无论是在 阶级的视角还是等级的视角下，社会流动研究都取得了异常丰富的成 果（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１）。尽管如此，在两个基础性的也是核心的问 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论或疑问，即所谓变迁的趋势和变迁的机制。 例如，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究竟是趋于增长和开放，还是保持 某种稳定性且以再生产和短距离流动模式为主（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ｅｔａｌ．， １

社会学研究 国家学社会料学术数6 1989)?对社会流动来说,究竟是工业化一现代化过程还是政治或体 制变革更有影响呢(Zhou&Xie,2017)? 本文作者认为,阶层间代际流动是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和社会流动 分析的核心问题之一。阶层间代际流动的状况和机制反映了社会阶层 结构的基本特征,彰显了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机会 结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1978年以来在体制转轨和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所经历的独特发展道路和变迁模式,以及当前中国社会迈向新时期 新阶段的时代背景,都使上述“经典”问题变得更有意义,也更加吸引 学界和社会的关注。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类似的研究还比 较缺乏,已有的研究关注的多是相对比较狭窄的议题。 本文将接续社会流动研究中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以1978年以来中 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为背景,基于有代表性的全国性调查数据 来分析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并以此透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 变迁。本文试图回答:第一,在四十年的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趋于固化呢,还是趋于流动和开放?第二,主要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一变化趋势?下文将从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当 代中国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和变化机制、当代中国社会代际流 动的跨国比较以及当代中国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等几个部分展开 分析。 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 社会流动的一般理论认为,阶层间代际流动是指社会成员的阶层 地位在代际之间的变动。代际流动总流动率(简称代际流动率)是指 代际流动占所有情况(包括代际流动与代际继承)的比例。由阶层结 构变迁引发的代际流动称为结构流动,在控制父代与子代的阶层结构 以后所发生的代际流动称为相对流动。相对流动是衡量社会开放性的 直接指标,通常用关联系数来测量。 如前所述,在代际流动,包括阶层间代际流动研究的两个基本问 ①本文中代际流动和阶层间代际流动两个概念具有同样的含义,都是指阶层间代际流动 而不是其他维度或类型的代际流动。下文如无特别需要,不再专门说明 2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l

１９８９）？对社会流动来说，究竟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还是政治或体 制变革更有影响呢（Ｚｈｏｕ＆Ｘｉｅ，２０１７）？ 本文作者认为，阶层间代际流动是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和社会流动 分析的核心问题之一。阶层间代际流动的状况和机制反映了社会阶层 结构的基本特征，彰显了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机会 结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１９７８年以来在体制转轨和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所经历的独特发展道路和变迁模式，以及当前中国社会迈向新时期、 新阶段的时代背景，都使上述“经典”问题变得更有意义，也更加吸引 学界和社会的关注。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类似的研究还比 较缺乏，已有的研究关注的多是相对比较狭窄的议题。 本文将接续社会流动研究中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以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 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为背景，基于有代表性的全国性调查数据 来分析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并以此透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 变迁。本文试图回答：第一，在四十年的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趋于固化呢，还是趋于流动和开放？第二，主要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一变化趋势？下文将从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当 代中国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和变化机制、当代中国社会代际流 动的跨国比较以及当代中国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等几个部分展开 分析。 一、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 社会流动的一般理论认为，阶层间代际流动是指社会成员的阶层 地位在代际之间的变动。代际流动总流动率（简称代际流动率）是指 代际流动占所有情况（包括代际流动与代际继承）的比例。由阶层结 构变迁引发的代际流动称为结构流动，在控制父代与子代的阶层结构 以后所发生的代际流动称为相对流动。相对流动是衡量社会开放性的 直接指标，通常用关联系数来测量。 如前所述，在代际流动，包括阶层间代际流动①研究的两个基本问 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① 本文中代际流动和阶层间代际流动两个概念具有同样的含义，都是指阶层间代际流动， 而不是其他维度或类型的代际流动。下文如无特别需要，不再专门说明

马克恩主义社会学专栏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固化还是流动 题上,都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澄清本文的研究问题, 我们对此做些更细致的讨论。 第一个基本问题是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在这个问题上一 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工业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一现代 化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理性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社会将逐渐打破 切阻碍流动的障碍,代际流动的机会将大量增加,代际流动的总流动 率会持续上升。虽然这一判断在FJH假设①提出后遭受很多质疑,但 仍然不断有新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趋势的存在( Erikson& Goldthorp 1992: Ganzeboom et al. 1989 对于这种笃信工业化一理性化发展会导致代际流动率持续增长以 及社会开放性程度不断提升的理论,直接反对或修正的观点则认为,因 工业化水平不同而出现的代际流动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结构流动上,不 同社会的相对流动率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普遍性;虽然不同社会的 代际关联程度有所不同,但社会成员的机会模式( pattern of opportuni ty)大致相同,即以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为主( Featherman et a.,1975; Erickson Goldthorpe, 1992)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机制。无论代际流动的 状况趋势如何,研究者们都十分关注影响代际流动状况的因素或机制 问题。埃里克森与戈德索普( Erickson& Goldthorpe,1992)曾具体总结 了三种影响机制:结构变迁机制、社会选择机制和社会构成机制。在工 业化理论看来,在上述三种机制的作用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父代对 子代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弱,代际流动机会将会越来越平等开放 首先,社会结构机制认为,工业化发展会导致社会劳动分工结构持 续、迅速地变化和分化,并由此带来劳动人口的重新配置。具体包括两 个过程: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转移;二是科层组织的膨胀与职业技术的发展导致对管理人 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降低体力劳动力的比例。这两个过程 对传统社会中子继父业的社会继承模式造成了极大冲击,导致了工业 化社会代际流动增加。 其次,社会选择机制认为,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流动率增长不仅仅 ①FH假设是代际流动中一个经典假设,即在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国家里,不 冋国家尽管流动率有所不同,但代际的关系模式都是相似的。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tal

题上，都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澄清本文的研究问题， 我们对此做些更细致的讨论。 第一个基本问题是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在这个问题上一 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工业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 化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理性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社会将逐渐打破 一切阻碍流动的障碍，代际流动的机会将大量增加，代际流动的总流动 率会持续上升。虽然这一判断在 ＦＪＨ假设①提出后遭受很多质疑，但 仍然不断有新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趋势的存在（Ｅｒｉｋｓｏｎ＆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 １９９２；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对于这种笃信工业化—理性化发展会导致代际流动率持续增长以 及社会开放性程度不断提升的理论，直接反对或修正的观点则认为，因 工业化水平不同而出现的代际流动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结构流动上，不 同社会的相对流动率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普遍性；虽然不同社会的 代际关联程度有所不同，但社会成员的机会模式（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ｙ）大致相同，即以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为主（Ｆ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５；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２）。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机制。无论代际流动的 状况趋势如何，研究者们都十分关注影响代际流动状况的因素或机制 问题。埃里克森与戈德索普（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２）曾具体总结 了三种影响机制：结构变迁机制、社会选择机制和社会构成机制。在工 业化理论看来，在上述三种机制的作用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父代对 子代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弱，代际流动机会将会越来越平等开放。 首先，社会结构机制认为，工业化发展会导致社会劳动分工结构持 续、迅速地变化和分化，并由此带来劳动人口的重新配置。具体包括两 个过程：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转移；二是科层组织的膨胀与职业技术的发展导致对管理人 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降低体力劳动力的比例。这两个过程 对传统社会中子继父业的社会继承模式造成了极大冲击，导致了工业 化社会代际流动增加。 其次，社会选择机制认为，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流动率增长不仅仅 ３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固化还是流动？ ① ＦＪＨ假设是代际流动中一个经典假设，即在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国家里，不 同国家尽管流动率有所不同，但代际的关系模式都是相似的

社会子究国家学社会料学学术数到6 是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源于社会选择标准的转变。这 转变简单说就是“从看你是谁到看你能干什么”。在工业化社会中 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成为劳动力配置的首要原则,这就使得受 教育程度等自致性成就逐渐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成为影响个 人地位获得的首要因素。 最后,结构变迁机制与社会选择机制共同组成了社会构成机制,即 不同的经济部门对绩效主义原则的遵循程度是不同的。比如传统的农 业部门就不讲什么“唯才是举”,这一部门中的代际继承性也最强;而 在技术水平更先进的产业和部门中,绩效主义原则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传统农业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越来越小,使 得绩效主义原则更快地成为劳动力配置的主导原则,社会流动的水平 就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 无论是社会选择机制还是社会构成机制,都是指“唯才是举”的绩 效主义原则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扩散,所以二者可以一同看作绩效主 义扩散机制,这种扩散机制将促进相对流动的增长;加上社会结构变迁 带来更多的结构流动,它们共同推升了一个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总的 代际流动率。 但是,工业化理论的反对者则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中,包括在工业 化社会中,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维护、扩大和延续自身的地位和资源优 势,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社会地位继续保持并在代际间传递下 去,如社会封闭、文化再生产、财产继承等( Featherman et al.,1975; Erickson& Goldthorpe,l992;李路路,2003,2006)。只要这些社会中不 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资源分布大体一致,那么以此为基础的阶层之间的 流动障碍就是相似的,各阶层间的相对流动机会也就相似( Featherman eta.,1975; Grusky& Hauser,1984; Erikson& Goldthorpe,l992)。因此 即使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绩效主义原则不断扩散,但是再生产机制的强 化则会抵消这种扩散带来的流动效应,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 维持稳定,相对流动率也不会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上升。 这一争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定论,因为社会不断变迁,新时代 新过程和新材料不断出现,研究者之间的争论也不会停止。正是在这 个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在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具有特殊而重 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的国 家,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快速的工业 4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tal

是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源于社会选择标准的转变。这一 转变简单说就是“从看你是谁到看你能干什么”。在工业化社会中， “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成为劳动力配置的首要原则，这就使得受 教育程度等自致性成就逐渐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成为影响个 人地位获得的首要因素。 最后，结构变迁机制与社会选择机制共同组成了社会构成机制，即 不同的经济部门对绩效主义原则的遵循程度是不同的。比如传统的农 业部门就不讲什么“唯才是举”，这一部门中的代际继承性也最强；而 在技术水平更先进的产业和部门中，绩效主义原则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传统农业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越来越小，使 得绩效主义原则更快地成为劳动力配置的主导原则，社会流动的水平 就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 无论是社会选择机制还是社会构成机制，都是指“唯才是举”的绩 效主义原则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扩散，所以二者可以一同看作绩效主 义扩散机制，这种扩散机制将促进相对流动的增长；加上社会结构变迁 带来更多的结构流动，它们共同推升了一个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总的 代际流动率。 但是，工业化理论的反对者则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中，包括在工业 化社会中，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维护、扩大和延续自身的地位和资源优 势，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社会地位继续保持并在代际间传递下 去，如社会封闭、文化再生产、财产继承等（Ｆ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５；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２；李路路，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只要这些社会中不 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资源分布大体一致，那么以此为基础的阶层之间的 流动障碍就是相似的，各阶层间的相对流动机会也就相似（Ｆ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 ｅｔａｌ．，１９７５；Ｇｒｕｓｋｙ＆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８４；Ｅｒｉｋｓｏｎ＆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２）。因此， 即使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绩效主义原则不断扩散，但是再生产机制的强 化则会抵消这种扩散带来的流动效应，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 维持稳定，相对流动率也不会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上升。 这一争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定论，因为社会不断变迁，新时代、 新过程和新材料不断出现，研究者之间的争论也不会停止。正是在这 个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在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具有特殊而重 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的国 家，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快速的工业 ４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档家哲学社会 术期 固化还是流 化与体制转型作为两个相对独立但同时又相互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社会 过程,都会影响到社会结构变迁、绩效主义的扩散,以及阶层再生产的 过程,从而影响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和基本模 式。中国社会的状况和经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大 意义。本文下面将首先描述我国四十年来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 势,然后根据上述解释框架对该变化进行系统分析。 二、当代中国阶层间的代际流动 (一)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为了分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本文 合并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2008、2010、2012、2013、2015 共6年的数据和1996年“社会结构与社会现代化”的数据。基于本文 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采用了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且相对简单的职业 阶层结构,即根据被访者调查时点的职业和14岁时父亲的职业,划分 出5个职业阶层,分别为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劳动 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如表1所示)。① 表 职业阶层结构分类 五阶层分类 三阶层分类 管理者阶层 技术阶层 高级非体力阶层 般非体力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工人阶层 体力劳动 农民阶层 在分析方法上,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所以采用出生同期群 进行趋势分析。考虑到这一方法假定个人的职业地位在其一生中固定 不变显然与实际不符,为保险起见,本文假定个体的职业在30岁及以 后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将样本的年龄限定为30-65岁,并将全体样 ①以此为基础,本文还将五阶层合并为一个三阶层的分类体系,将在本文的代际流动效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tal

化与体制转型作为两个相对独立但同时又相互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社会 过程，都会影响到社会结构变迁、绩效主义的扩散，以及阶层再生产的 过程，从而影响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和基本模 式。中国社会的状况和经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大 意义。本文下面将首先描述我国四十年来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 势，然后根据上述解释框架对该变化进行系统分析。 二、当代中国阶层间的代际流动 （一）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为了分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本文 合并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共 ６年的数据和 １９９６年“社会结构与社会现代化”的数据。基于本文 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采用了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且相对简单的职业 阶层结构，即根据被访者调查时点的职业和 １４岁时父亲的职业，划分 出 ５个职业阶层，分别为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劳动 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如表 １所示）。① 表 １ 职业阶层结构分类 五阶层分类 三阶层分类 管理者阶层 专业技术阶层 高级非体力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工人阶层 农民阶层 体力劳动阶层 在分析方法上，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所以采用出生同期群 进行趋势分析。考虑到这一方法假定个人的职业地位在其一生中固定 不变显然与实际不符，为保险起见，本文假定个体的职业在 ３０岁及以 后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将样本的年龄限定为 ３０－６５岁，并将全体样 ５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固化还是流动？ ① 以此为基础，本文还将五阶层合并为一个三阶层的分类体系，将在本文的代际流动效应 部分中使用

社会学研究 国家学社会料学术数6 本划分为1936-1947年、1948-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7 年、1978-1985年五个出生同期群。根据本文的假定,这五个同期群 最终的职业地位获得时期分别在1966-1977年、1978-1989年、 1990-1999年、2000-2007年、2008-2015年。 基于上述数据,本文首先计算了各出生同期群的总流动率,然后使 用对数乘积层面效应模型计算了代际关联系数,结果如图1所示,为了 分析和解释的方便,我们将个人的最终职业地位获得时期作为横坐标。 0.754总流动率一一关联系数 0.49 0.45 1966-1977 1978-1989 199-1999 -200720082015(年份) 最终职业地位获得时期 图1中国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从图1的数据看,我国代际流动的变迁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自改 革开放以来,代际间的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 激增至当前的0.71,这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有38%的被访者的职业 阶层地位与其父代职业阶层地位不一致,而最近这一比例则高达 71%。其二,测量相对流动率的代际关联系数呈N型变化。改革开放 前到20世纪80年代末,代际关联系数陡然上升,相对流动率下降;从90 年代至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代际关联系数持续下降,相对流动率不 断增长;然而在最近十年,代际关联系数出现反弹,相对流动率再次下 降。如何解释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和相对流动率的N型变化呢?我们 下面将首先分析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接着再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二)总流动率的持续提升 图1结果说明,只有在改革中期时,相对流动率才有所增长;而在 6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l

本划分为 １９３６－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８－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７ 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五个出生同期群。根据本文的假定，这五个同期群 最终的职业地位获得时期分别在 １９６６－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基于上述数据，本文首先计算了各出生同期群的总流动率，然后使 用对数乘积层面效应模型计算了代际关联系数，结果如图 １所示，为了 分析和解释的方便，我们将个人的最终职业地位获得时期作为横坐标。 图 １ 中国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从图 １的数据看，我国代际流动的变迁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自改 革开放以来，代际间的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 ０３８ 激增至当前的 ０７１，这表明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有 ３８％的被访者的职业 阶层地位与其父代职业阶层地位不一致，而最近这一比例则高达 ７１％。其二，测量相对流动率的代际关联系数呈 Ｎ型变化。改革开放 前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代际关联系数陡然上升，相对流动率下降；从 ９０ 年代至 ２１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代际关联系数持续下降，相对流动率不 断增长；然而在最近十年，代际关联系数出现反弹，相对流动率再次下 降。如何解释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和相对流动率的 Ｎ型变化呢？我们 下面将首先分析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接着再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二）总流动率的持续提升 图 １结果说明，只有在改革中期时，相对流动率才有所增长；而在 ６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马克恩主义社会学专栏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固化还是流动 其他时期,相对流动率都是下降的,但总流动率则持续上升,说明总流 动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相对流动率,主要取决于结构流动率的 提高,而结构流动率的提高又主要是因为社会职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不过,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变迁除了由工业 化推动之外,经济体制转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图2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给出了我国近30年职业结构的变化。可 以看到,我国体力劳动人员(包括农林牧渔生产相关人员与生产运输 设备操作相关人员)的比例从1990年的86%下降到2016年的51%。 这就意味着,199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中,只有14%的人能够成为 非体力劳动者,但30年后,等他们子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将有49% 的人能够成为非体力劳动者,其机会是他们父代的3倍多。这一社会 职业结构变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变化速度更 快。因此,我国代际流动的总流动率在最近二十年里从49%快速上升 到71%,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具体机制包括两 方面。 单位负责人 一一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服务人员 一农林牧渔生产相关人员X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相关人员 米米一“其“-米“米““着-米“X 著”一 1990199520002006200720082000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年份) 据来源:《中国就业和人口统计年鉴》2006-2016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0年 1995年、2000年、2005年 图2我国职业结构变迁(1990-2016年) 首先,随着职业技术的发展与科层组织的膨胀,社会对专业技术人 员与办事人员的需求增加,而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则为此提供了大量 高素质劳动力。从图3可以看到,2017年,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 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甚至达到了100%,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已 National social sclences atal

其他时期，相对流动率都是下降的，但总流动率则持续上升，说明总流 动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相对流动率，主要取决于结构流动率的 提高，而结构流动率的提高又主要是因为社会职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不过，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变迁除了由工业 化推动之外，经济体制转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图 ２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给出了我国近 ３０年职业结构的变化。可 以看到，我国体力劳动人员（包括农林牧渔生产相关人员与生产运输 设备操作相关人员）的比例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８６％下降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５１％。 这就意味着，１９９０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中，只有 １４％的人能够成为 非体力劳动者，但 ３０年后，等他们子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将有 ４９％ 的人能够成为非体力劳动者，其机会是他们父代的 ３倍多。这一社会 职业结构变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变化速度更 快。因此，我国代际流动的总流动率在最近二十年里从 ４９％快速上升 到 ７１％，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具体机制包括两 方面。 数据来源：《中国就业和人口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 图 ２ 我国职业结构变迁（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年） 首先，随着职业技术的发展与科层组织的膨胀，社会对专业技术人 员与办事人员的需求增加，而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则为此提供了大量 高素质劳动力。从图 ３可以看到，２０１７年，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 ９９９％，初中阶段毛入学率甚至达到了 １００％，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已 ７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固化还是流动？

社会学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20186 经基本普及。从1998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迅速从1978年的2.7%增长到2017年45.7%。 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一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一◆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品音音食音音 女女女女攻 ◆ 9781991199319971999200120032005200720092011201320152017(年份) 数据来源:2001年及之前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01年之后 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图3我国各阶段学校入学率变化(1978-2016年) 人数 少心小心小少小心小少心心心心小小小年份) 据来源:1989、199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其他年份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图4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变化(1989-2017年) 其次,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样加快了社会职业结构变迁。体制转型 首先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管理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从国家分配 到自主择业政策的转变)与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城市与农村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能够相对自由地迁移,如图4所示,从1989年到2017年 8 National social sclences atal

经基本普及。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迅速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２７％增长到 ２０１７年 ４５７％。 数据来源：２００１年及之前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１年之后 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图 ３ 我国各阶段学校入学率变化（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 数据来源：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其他年份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图 ４ 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变化（１９８９－２０１７年） 其次，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样加快了社会职业结构变迁。体制转型 首先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管理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从国家分配 到自主择业政策的转变）与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城市与农村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能够相对自由地迁移，如图 ４所示，从 １９８９年到 ２０１７年 ８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马克恩主义社会学专栏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固化还是流动 一国有单位就业人口百分比一一集体单位就业人口百分比 一其他单位就业人口百分比 少心少少心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5分登记注册类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构成(1978-2016年) 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从3000万激增至1.72亿。与此同时,私营 经济部门的迅速崛起则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图5显示,改革以来,我 国城镇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就业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而其他单位就业 人口比例则持续上升。正是因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许多原 本出身于劣势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人,通过在非国有部门中就业成 为工人、办事人员、个体户等,实现了向上的代际流动。 (三)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如前所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代际流动的相对流动率呈现出 一个先下降、再上升、最后又出现下降的倒N型过程。在本文看来,相 对流动率的升降主要取决于绩效主义原则的扩散效应与再生产效应的 相对强弱,而这两个效应具体体现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领域。下面分 三个时期来具体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迁过程。 1.改革初期(1978-1989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平均主义政策与政治运 动,对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较大程度的重组,出现了所谓“去分 层化”的现象,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较高的相对流动率( Parish, 1984)。以教育获得为例,国家对教育机会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使得 受教育机会明显向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倾斜,这就使得当时的教育机会 分配相对平等,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减弱,而且随着时间的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tal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 ５ 分登记注册类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构成（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 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从 ３０００万激增至 １７２亿。与此同时，私营 经济部门的迅速崛起则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图 ５显示，改革以来，我 国城镇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就业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而其他单位就业 人口比例则持续上升。正是因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许多原 本出身于劣势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人，通过在非国有部门中就业成 为工人、办事人员、个体户等，实现了向上的代际流动。 （三）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如前所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代际流动的相对流动率呈现出 一个先下降、再上升、最后又出现下降的倒 Ｎ型过程。在本文看来，相 对流动率的升降主要取决于绩效主义原则的扩散效应与再生产效应的 相对强弱，而这两个效应具体体现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领域。下面分 三个时期来具体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迁过程。 １．改革初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平均主义政策与政治运 动，对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较大程度的重组，出现了所谓“去分 层化”的现象，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较高的相对流动率（Ｐａｒｉｓｈ， １９８４）。以教育获得为例，国家对教育机会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使得 受教育机会明显向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倾斜，这就使得当时的教育机会 分配相对平等，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减弱，而且随着时间的 ９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固化还是流动？

社会学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20186 延续,这种平等化程度日益增强,并在改革开放前达到顶点(Deng& Treiman,1997;李春玲,2003a;李煜,2006;郝大海,2007)。 然而,改革前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原本是想巩固 “去分层化”的结构,但却造成了一个意外结果:这些运动不仅使得人 们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的限制,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对于政治价 值的信任,进而使得人们向日常生活中撤退,个人生活的价值重新得到 肯定,正因为此,人们开始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子女的升学、就业问题 (孙立平,1996;郝大海、王卫东,20090)。等到国家在改革之后放开制 度限制,逐渐取消“去分层化”政策,如恢复“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允 许下乡青年返城、自由就业等,阶层再生产机制就重新发挥作用,家庭 背景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与劳动力市场中同时显现。 从教育获得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机会不平等显著增强 (Deng& Treiman,1997;李春玲,2003a;李煜,2006;郝大海,2007),有 学者甚至发现,教育机会不平等在临近改革开放的时期就有所恢复,以 家庭为单位的个体要么努力抗拒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冲击,要么利用这 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通过权力因素保护其子女免受国家政策的负面 影响,延续了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刘精明,1999;zhou&Hou, 1999)。图6展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群体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的变化。 由图6可知,在改革初期的10年间,出身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 般非体力人员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显著提高,均超过了11 年。相比之下,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则没有显著 的变化。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代际继承的增强。例 如,有研究发现,许多出身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下乡知识 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离开农村后均通过教育途径获得了管理和专 业技术工作,缩小了与其父母的差距( Davis,1992)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在改革初期,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相对自由竞争 的劳动力市场,尽管个体、私营经济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但仍是零星 的、局部的,原有的城市劳动力管理体系在80年代得以延续,大部分人 的工作仍由国家统一安置,个人很难自主选择工作或更换工作。在再 分配经济体制中,工作单位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单元,而这些资 源往往是单位职工劳动报酬的基础,因此单位地位才是衡量人们社会 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Lin&Bian,1991)。在上述背景下,家庭所拥有 的强关系能够帮助子女找到分配工作的关键人,从而能够分配到一个 10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atal

延续，这种平等化程度日益增强，并在改革开放前达到顶点（Ｄｅｎｇ＆ 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７；李春玲，２００３ａ；李煜，２００６；郝大海，２００７）。 然而，改革前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原本是想巩固 “去分层化”的结构，但却造成了一个意外结果：这些运动不仅使得人 们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的限制，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对于政治价 值的信任，进而使得人们向日常生活中撤退，个人生活的价值重新得到 肯定，正因为此，人们开始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子女的升学、就业问题 （孙立平，１９９６；郝大海、王卫东，２００９）。等到国家在改革之后放开制 度限制，逐渐取消“去分层化”政策，如恢复“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允 许下乡青年返城、自由就业等，阶层再生产机制就重新发挥作用，家庭 背景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与劳动力市场中同时显现。 从教育获得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机会不平等显著增强 （Ｄｅｎｇ＆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７；李春玲，２００３ａ；李煜，２００６；郝大海，２００７），有 学者甚至发现，教育机会不平等在临近改革开放的时期就有所恢复，以 家庭为单位的个体要么努力抗拒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冲击，要么利用这 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通过权力因素保护其子女免受国家政策的负面 影响，延续了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刘精明，１９９９；Ｚｈｏｕ＆Ｈｏｕ， １９９９）。图 ６展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群体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的变化。 由图 ６可知，在改革初期的 １０年间，出身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 一般非体力人员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显著提高，均超过了 １１ 年。相比之下，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则没有显著 的变化。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代际继承的增强。例 如，有研究发现，许多出身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下乡知识 青年，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离开农村后均通过教育途径获得了管理和专 业技术工作，缩小了与其父母的差距（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２）。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在改革初期，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相对自由竞争 的劳动力市场，尽管个体、私营经济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但仍是零星 的、局部的，原有的城市劳动力管理体系在 ８０年代得以延续，大部分人 的工作仍由国家统一安置，个人很难自主选择工作或更换工作。在再 分配经济体制中，工作单位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单元，而这些资 源往往是单位职工劳动报酬的基础，因此单位地位才是衡量人们社会 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Ｌｉｎ＆Ｂｉａｎ，１９９１）。在上述背景下，家庭所拥有 的强关系能够帮助子女找到分配工作的关键人，从而能够分配到一个 １０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