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相关,只是到了刘勰,此一观点才得到更明确具体地阐述。这种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后 人,后来的理论家多是围绕着这一观点而展开论述。如元人傅若金《诗法正论》云 诗源于德性,发于才性,心声不同,有如其面,…是以太白有太白之诗,子美有子 美之诗,昌黎有昌黎之诗。其他如陈子昂、李长吉、白乐天、杜牧之、刘禹锡、王摩 诘、司空曙、高、岑、贾、许、姚、郑、张、孟之徒,亦各自为体,不可强而同也。 作家的“德性、“才性”、“心声"不同,生命精神不同,作品的形式亦不同。李白、杜甫、 韦愈及陈子昂、白居易等“各自为体”,究其根本,在于不同的生命态度和精神状态,如李 白性格热情,气质豪迈,具有积极昂扬的进取精神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又生活于盛 唐时代,精神乐观,个性旷达,生命力强旺,这使他创作时多用自由不拘的古体,以自 由顺畅地发抒内心的生命情感,而不使用格律严谨的近体,即使是写失意压抑的哀思愁 绪,其作品形式也不脱其洒脱气质、豪迈精神的影响。如《将进酒》写其政治上的压 抑、苦闷,以酒浇愁,抒发抱负无法施展之愁绪,诗-开始则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 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黄河之水咆哮而 来的意象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剧烈激情,而诗句字数不等。伸屈变化,这种自由句式实际 是出于意象创造和内心激情表达的需要。接下来马上转入内心哀情的抒发,这种意脉的 转折极为突然迅速,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表明诗人内心愁绪沉重。再下去则是,“人生在 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干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 须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这 些诗句音调轻快活泼,语言自然流畅,句式变化无拘,文字错落有致,这种自由的诗体 形式,语体形式,与诗人内心的不为苦恼愁思所压倒,而乐观对待人生的生命态度相 致,这种诗歌形式折射着诗人对人生的旷达态度,表现着诗人强旺蓬勃的生命力,诗人 的内在生命态度、感情精神,决定了诗歌形式的选取和形成。古代有“文如其人、诗类 其为人”、“诗品出于人品”等命题,这些命题不仅仅指作品风格与主体生命的-致,也包 含着作品形式与主体生命相一致这层理论内涵。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曾 以“才、胆、识、力论诗,其云 大凡人无才,则心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 家 又云 曰才,日胆,日识,日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形色色,声音状 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 才、胆、识、力是作家的内在资禀,是作家生命的重要条件,这些生命资禀条件如何, 关涉到作品的形形色色,声音状貌”,或者说,作品的形色状貌、声音语言、文体文势等 都受制于作家的生命资禀,作品形式中寓含着主体生命,主体生命是决定文体形式的深 层原因。 古代有“文如其人的理论命题,但也有“文不如其人"的现象,“为文而造情,在古代不乏 其例,谗佞之人可高唱忠贞之调,利禄熏心也可自云清淡。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 曾严厉批评过此种现象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 西晋诗人潘岳是其典型,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曾点名批评过他,云: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干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 安仁即潘岳,是名利熏心附炎趋势利小人,但他的《闲居赋》、《秋兴赋》等作品却写 得清高淡雅,脱凡不俗。人品精神与作品内容完全相反。就作品内容言,常会出现“文不 如其人"的情况,而作品形式则会留下作家心灵精神的痕迹,作家难以作伪。范仲淹《唐 异诗序》云: 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人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息相关，只是到了刘勰，此一观点才得到更明确具体地阐述。这种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后 人，后来的理论家多是围绕着这一观点而展开论述。如元人傅若金《诗法正论》云： 诗源于德性，发于才性，心声不同，有如其面，……是以太白有太白之诗，子美有子 美之诗，昌黎有昌黎之诗。其他如陈子昂、李长吉、白乐天、杜牧之、刘禹锡、王摩 诘、司空曙、高、岑、贾、许、姚、郑、张、孟之徒，亦各自为体，不可强而同也。 作家的“德性”、“才性”、“心声”不同，生命精神不同，作品的形式亦不同。李白、杜甫、 韩愈及陈子昂、白居易等“各自为体”，究其根本，在于不同的生命态度和精神状态，如李 白性格热情，气质豪迈，具有积极昂扬的进取精神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又生活于盛 唐时代，精神乐观，个性旷达，生命力强旺，这使他创作时多用自由不拘的古体，以自 由顺畅地发抒内心的生命情感，而不使用格律严谨的近体，即使是写失意压抑的哀思愁 绪，其作品形式也不脱其洒脱气质、豪迈精神的影响。如《将进酒》写其政治上的压 抑、苦闷，以酒浇愁，抒发抱负无法施展之愁绪，诗一开始则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 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黄河之水咆哮而 来的意象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剧烈激情，而诗句字数不等。伸屈变化，这种自由句式实际 是出于意象创造和内心激情表达的需要。接下来马上转入内心哀情的抒发，这种意脉的 转折极为突然迅速，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表明诗人内心愁绪沉重。再下去则是，“人生在 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 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这 些诗句音调轻快活泼，语言自然流畅，句式变化无拘，文字错落有致，这种自由的诗体 形式，语体形式，与诗人内心的不为苦恼愁思所压倒，而乐观对待人生的生命态度相一 致，这种诗歌形式折射着诗人对人生的旷达态度，表现着诗人强旺蓬勃的生命力，诗人 的内在生命态度、感情精神，决定了诗歌形式的选取和形成。古代有“文如其人”、“诗类 其为人”、“诗品出于人品”等命题，这些命题不仅仅指作品风格与主体生命的一致，也包 含着作品形式与主体生命相一致这层理论内涵。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曾 以“才、胆、识、力”论诗，其云： 大凡人无才，则心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 一家。 又云： 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形色色，声音状 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 才、胆、识、力是作家的内在资禀，是作家生命的重要条件，这些生命资禀条件如何， 关涉到作品的“形形色色，声音状貌”，或者说，作品的形色状貌、声音语言、文体文势等 都受制于作家的生命资禀，作品形式中寓含着主体生命，主体生命是决定文体形式的深 层原因。 古代有“文如其人”的理论命题，但也有“文不如其人”的现象，“为文而造情”，在古代不乏 其例，谗佞之人可高唱忠贞之调，利禄熏心也可自云清淡。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 曾严厉批评过此种现象：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 西晋诗人潘岳是其典型，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曾点名批评过他，云：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 安仁即潘岳，是名利熏心附炎趋势利小人，但他的《闲居赋》、《秋兴赋》等作品却写 得清高淡雅，脱凡不俗。人品精神与作品内容完全相反。就作品内容言，常会出现“文不 如其人”的情况，而作品形式则会留下作家心灵精神的痕迹，作家难以作伪。范仲淹《唐 异诗序》云： 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人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