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 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打开通向中东的道路 。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恰恰是哥伦布的错误，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 ,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着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 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的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 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崛起，归根结底，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 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 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 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分崩离析之时，西方发生了工 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则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 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论家)争论说，直到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 ,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 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 的奥秘，而与之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 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膀，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威廉亲王或许会这 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英寸，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 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 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他的重要着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释了其 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 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是，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 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 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 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打开通向中东的道路 。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恰恰是哥伦布的错误，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 ，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着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 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的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 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崛起，归根结底，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 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 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 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分崩离析之时，西方发生了工 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则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 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论家）争论说，直到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 ，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 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 的奥秘，而与之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 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膀，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威廉亲王或许会这 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英寸，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 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 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他的重要着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释了其 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 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是，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 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