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又因为国家非常强大，他们可以禁止这种危险的做法。在15世纪30年代，远洋航海活动被禁止，郑和的航海记录可能于 15世纪70年代被毁，从而终结了中国伟大的航海时代， 生物和地理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经典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中有类似的论述。 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他写道，欧洲而不是中国主宰当今世界的原因是，欧洲 的半岛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力，而中国更为浑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由 此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15世纪的中国皇帝能够禁止郑和那样的航行。 与之相反，在政治权力分散的欧洲，尽管一个又一个君主拒绝了哥伦布疯狂的提议，他总能另寻明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郑和像哥伦布 那样有如此众多的选择，可能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①(Hern an Cortés)在墨西哥遇到的就将是个中国统治者，而不是遭受厄运的蒙特祖玛 ②(Montezuma)。但是根据“长期注定”理论，巨大的非人为力量，如疾病、地形和地理使这种设想沦为空谈。 然而，郑和的航海之举和其他许多史实使有些人瞠目结舌，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表明东 方国家也可以使欧洲人在耗资靡费的战争中甘拜下风。1942年，日本曾一度将西方势力逐出太平洋地区，然后，又在1945年骤然跌落，落得战败的 下场。 后来，日本转变方向，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巨头。1978年以来，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在走一条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里也 会忌妒。或许，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长期注定 ”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也就是一纸空谈了。 这种种不确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我 把这些理论称为“短期偶然”模型。“短期偶然”理论相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中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点，所 有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 ,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亲王在北京的假想场景并不是作 者愚蠢的虚构。它完全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切都是偶然吗？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他并 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期偶然”理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 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①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 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艾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论者，如标新 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写过30多本着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又因为国家非常强大，他们可以禁止这种危险的做法。在15世纪30年代，远洋航海活动被禁止，郑和的航海记录可能于 15世纪70年代被毁，从而终结了中国伟大的航海时代。 生物和地理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经典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中有类似的论述。 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他写道，欧洲而不是中国主宰当今世界的原因是，欧洲 的半岛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力，而中国更为浑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由 此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15世纪的中国皇帝能够禁止郑和那样的航行。 与之相反，在政治权力分散的欧洲，尽管一个又一个君主拒绝了哥伦布疯狂的提议，他总能另寻明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郑和像哥伦布 那样有如此众多的选择，可能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①（Hernán Cortés）在墨西哥遇到的就将是个中国统治者，而不是遭受厄运的蒙特祖玛 ②（Montezuma）。但是根据“长期注定”理论，巨大的非人为力量，如疾病、地形和地理使这种设想沦为空谈。 然而，郑和的航海之举和其他许多史实使有些人瞠目结舌，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表明东 方国家也可以使欧洲人在耗资靡费的战争中甘拜下风。1942年，日本曾一度将西方势力逐出太平洋地区，然后，又在1945年骤然跌落，落得战败的 下场。 后来，日本转变方向，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巨头。1978年以来，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在走一条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里也 会忌妒。或许，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长期注定 ”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也就是一纸空谈了。 这种种不确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我 把这些理论称为“短期偶然”模型。“短期偶然”理论相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中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点，所 有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 ，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亲王在北京的假想场景并不是作 者愚蠢的虚构。它完全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切都是偶然吗？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他并 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期偶然”理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 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①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 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艾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论者，如标新 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写过30多本着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