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矿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 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00万英亩 ①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 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 的分歧之大，就好比“长期注定”理论阵营中贾里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 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 道，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竞如此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作者将阐明，不管是长期派还是短期派，都 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作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历史的形态中把握未来 作者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还是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都赞同在过去的两百年内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对在此之前世 界是什么状况，他们存在分歧。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对前现代历史的不同评估。我们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更早的时期以建立 总体的历史“形态”。只有建立稳定的基础后，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解释历史进程。 可是，似乎无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大多数写书论述西方缘何主宰的专家都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现代史的学术背景，大体而言，他 们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聚焦最近的几代人，顶多回溯500年，简略地梳理早先的历史（如果他们回溯历史的话）一尽管主要争议是 ,赋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较早的时代便已存在，还是在现代突然出现的。 少数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他们先是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然后突然跳到了现代，而对于其间的数千年则很少提及， 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把这种做法推演到了极致-他认为，出现于史前时期的农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 那时和推动哥伦布等航海家远渡重洋的社会大发展时代之间，大约过去了4000年，相较过去而言，中间发生的事件乏善可陈”。 本书的作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研究局限在史前时期或现代，我们将一无所获。不妨加一句，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在中间的 那四五千年，也将不会有收获。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在讨论历史为何呈现此种形态之前，将整个人类的悠久历史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体 的形态。这正是作者试图在本书中做到的。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 都醉心于“长期注定”理论，认为始创于2500年前的古希腊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纪较长者）甚至会 说，正是这一古希腊的传统使得西方优于世界其他地方。 从我的记忆来看，这些丝毫不成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从事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研究。这使我与在世界 其他地方从事类似研究的人类学考古学家成为同行。他们公然嘲笑道，认为古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开启了以民主与理性为特色的西方传统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矿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 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00万英亩 ①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 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 的分歧之大，就好比 “长期注定”理论阵营中贾里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 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 道，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竟如此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作者将阐明，不管是长期派还是短期派，都 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作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历史的形态中把握未来 作者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还是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都赞同在过去的两百年内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对在此之前世 界是什么状况，他们存在分歧。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对前现代历史的不同评估。我们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更早的时期以建立 总体的历史“形态”。只有建立稳定的基础后，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解释历史进程。 可是，似乎无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大多数写书论述西方缘何主宰的专家都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现代史的学术背景，大体而言，他 们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聚焦最近的几代人，顶多回溯500年，简略地梳理早先的历史（如果他们回溯历史的话）-尽管主要争议是 ，赋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较早的时代便已存在，还是在现代突然出现的。 少数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他们先是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然后突然跳到了现代，而对于其间的数千年则很少提及。 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把这种做法推演到了极致-他认为，出现于史前时期的农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 那时和推动哥伦布等航海家远渡重洋的社会大发展时代之间，大约过去了4 000年，相较过去而言，中间发生的事件乏善可陈”。 本书的作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研究局限在史前时期或现代，我们将一无所获。不妨加一句，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在中间的 那四五千年，也将不会有收获。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在讨论历史为何呈现此种形态之前，将整个人类的悠久历史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体 的形态。这正是作者试图在本书中做到的。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 都醉心于 “长期注定”理论，认为始创于2 500年前的古希腊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纪较长者）甚至会 说，正是这一古希腊的传统使得西方优于世界其他地方。 从我的记忆来看，这些丝毫不成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从事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研究。这使我与在世界 其他地方从事类似研究的人类学考古学家成为同行。他们公然嘲笑道，认为古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开启了以民主与理性为特色的西方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