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史就是一部学术论辩史和哲学批评史。从霍布斯和伽桑狄对笛卡尔 的批评到帕斯卡和马勒伯朗士对笛卡尔的批评,再到斯宾诺莎对笛卡尔的批评,以及莱布尼兹对洛克的批 评,十七世纪的不同形而上学体系始终是在批评的声浪中更替着、演进着[3]。 作为问题史,哲学史是在不断的发问以及对已有问题的尝试性的解答中演进的。学会发问是所有哲学活动 的基本前提。哲学家们向天、地、人、神发问,向自身发问,甚至向不可名状的东西发问,但很少就问题 本身而发问。当他们发问时,他们总是期待着对那种发问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对哲学史的审视和探讨 既是对历史上的发问本身的再度发问,也是对那些发问的间接回答,并且是重新做出基于当代意识的回 答。不管一个哲学家如何避免引证别人的论著,也不管一个哲学家宣称自己的理论如何与哲学史决裂,他 都不能回避过去了的哲学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便像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这样很少提及 其他哲学家的哲学家,也免不了把哲学史上早就提出过的问题再思一遍,或把哲学史中隐含的问题加以合 乎逻辑的展开。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提不出新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除了面对 不同时代的共同问题(如,心与物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善与恶的问题,人的可能性问题, 自由与爱的问题,生活的意义问题,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等等),还要面对自己的时代所特有的问 题,比如,柏拉图不可能提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工业社会的问题;中世纪的哲学家提不出信息时代的问 题 此外,在哲学家对思考过的问题的再思中,原有的问题每每以新的形式出现并引出新问题。由于隐含的问 题总是与萌芽性的思想相依相伴,对隐含着的问题的揭示常常意味着新思想的源头的自我显现和通向新理 论的可能性的不断展开。即便是相同的问题出现于不同的时代、纠缠不同的哲人,我们也无法用同一种尺 度去衡量这个问题对于不同哲学体系的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置身于不同的情境,面对不同 的视域,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感受、领悟和理解。正因如此,哲学史需要处理两类问题:存在于不同哲 学中的普遍问题以及个别哲学所提出的特殊问题。前者使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内在的关联并且产生了沟通 的可能性,后者使不同哲学系统显得多姿多彩并且具有相互区别的个性特征:如果说,关注前者能使我们 获得哲学的历史感与整体感,从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关注后者则能使我们真正了解哲学内容 的丰富性。 然而,无论我们把哲学史视为概念史和命题史,还是视为论辩史和方法史,抑或把它视为问题史,我们还 只是把哲学史看作缺乏内在灵魂和有机联系的拼凑物。实际上,哲学史代表了一种精神传统,折射出不同 时代的精神状況。就像传统只有在不断的更新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一样,哲学史“并不是一尊不 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越大。”[4]从本质上讲,哲 学史乃是一个有着内在脉络的整体。如果借用“外史”与“内史”的区分,就会发现,相互继起的不同哲从某种意义上讲，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史就是一部学术论辩史和哲学批评史。从霍布斯和伽桑狄对笛卡尔 的批评到帕斯卡和马勒伯朗士对笛卡尔的批评，再到斯宾诺莎对笛卡尔的批评，以及莱布尼兹对洛克的批 评，十七世纪的不同形而上学体系始终是在批评的声浪中更替着、演进着[3]。 作为问题史，哲学史是在不断的发问以及对已有问题的尝试性的解答中演进的。学会发问是所有哲学活动 的基本前提。哲学家们向天、地、人、神发问，向自身发问，甚至向不可名状的东西发问，但很少就问题 本身而发问。当他们发问时，他们总是期待着对那种发问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对哲学史的审视和探讨 既是对历史上的发问本身的再度发问，也是对那些发问的间接回答，并且是重新做出基于当代意识的回 答。不管一个哲学家如何避免引证别人的论著，也不管一个哲学家宣称自己的理论如何与哲学史决裂，他 都不能回避过去了的哲学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便像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这样很少提及 其他哲学家的哲学家，也免不了把哲学史上早就提出过的问题再思一遍，或把哲学史中隐含的问题加以合 乎逻辑的展开。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提不出新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除了面对 不同时代的共同问题（如，心与物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善与恶的问题，人的可能性问题， 自由与爱的问题，生活的意义问题，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等等），还要面对自己的时代所特有的问 题，比如，柏拉图不可能提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工业社会的问题；中世纪的哲学家提不出信息时代的问 题。 此外，在哲学家对思考过的问题的再思中，原有的问题每每以新的形式出现并引出新问题。由于隐含的问 题总是与萌芽性的思想相依相伴，对隐含着的问题的揭示常常意味着新思想的源头的自我显现和通向新理 论的可能性的不断展开。即便是相同的问题出现于不同的时代、纠緾不同的哲人，我们也无法用同一种尺 度去衡量这个问题对于不同哲学体系的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置身于不同的情境，面对不同 的视域，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感受、领悟和理解。正因如此，哲学史需要处理两类问题：存在于不同哲 学中的普遍问题以及个别哲学所提出的特殊问题。前者使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内在的关联并且产生了沟通 的可能性，后者使不同哲学系统显得多姿多彩并且具有相互区别的个性特征；如果说，关注前者能使我们 获得哲学的历史感与整体感，从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关注后者则能使我们真正了解哲学内容 的丰富性。 然而，无论我们把哲学史视为概念史和命题史，还是视为论辩史和方法史，抑或把它视为问题史，我们还 只是把哲学史看作缺乏内在灵魂和有机联系的拼凑物。实际上，哲学史代表了一种精神传统，折射出不同 时代的精神状況。就像传统只有在不断的更新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一样，哲学史“并不是一尊不 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越大。”[4]从本质上讲，哲 学史乃是一个有着内在脉络的整体。如果借用“外史”与“内史”的区分，就会发现，相互继起的不同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