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提供了范例,以致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初的理性主义哲学都或多或少打上了笛卡尔主义的烙 印 十七世纪论辩风气的形成既是理智启蒙的结果又进一步推动着启蒙,可以说,十七世纪哲学家们在理论上 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强调与在实践中对理性能力的勇敢运用开辟了欧洲理性启蒙的新时代。“勇于认识”、 “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的时代”之所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正是因 为它与人的理性能力的大胆运用联系在一起。按康德的说法,“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 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I。从词源上看,英文和法文的“启蒙”( enlightment, lumieres)均与 “光亮”有关,但这里所说的“光亮”就是笛卡尔及其后继者反复使用的“自然之光”或“理性之光” 而德文的“启蒙”( Aufklarung)是从“阐明”引伸而来,但其原始意义是指“天气晴朗起来”,因而也 间接地与“光亮”有关。狭义的启蒙是指十八世纪的启蒙,而广义的启蒙则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它与理 性能力的发现和全面运用密切相关。康德所说的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实质上就是言论自由,它的反 面是“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 辩,只许信仰”)[2。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论辩虽然只是在学者圈子内进行,但是它首先在学术圈子内打 破了“不许争辩”的禁忌,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本身,因为它不仅是思想自由的见证,而且有着很大的 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辩隐含着平等意识和开放态度,它像一股潜流,涌动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生 活里,对民众的思想观念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笛卡尔在论辩方面所起的先锋作用。他在完成《第一哲学 沉思集》的手稿后曾把它分别送给霍布斯( Hobbes)、卡特鲁斯( Caters)、伽桑狄( Gassendi)、麦纳 内( Mersenne)等人,请他们提出意见,然后对他们的批评一一进行反驳。这种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气迅速 在学术界扩散开来,大大推动了思想的交流和进步,众所周知,笛卡尔在前后期对“天赋观念”和“心身 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自我修正就是受到论敌批评的结果。虽然十七世纪的学术研究不断受到宗教与政治势 力的限制,但这时的晢学家们在群体内部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平等而开放的论辩环境,甚至表现了某种君子 风度,以致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推崇和怀念。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争论既发生在不同阵营之间(如 经验派与理性派之间)又发生在同一阵营内部。那时,杂志很少,出书也大为不易,因此,学者们的论辩 常常是通过书信而进行的。学者之间的学术友谊每每与理论争鸣联系在一起。笛卡尔与麦塞内的争论、马 勒伯朗士与阿诺德的争论、莱布尼兹与克拉克的争论就是如此。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洛克的《人类理智 论》和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就是在论辩中完成的。尽管他们在理论上针锋相对,但他们各自对对 方保持着敬意。当莱布尼兹得知自己的论敌洛克已经过世,他立即停止了对洛克的批评,甚至不愿将《人 类理智新论》公诸于世交流提供了范例，以致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初的理性主义哲学都或多或少打上了笛卡尔主义的烙 印。 十七世纪论辩风气的形成既是理智启蒙的结果又进一步推动着启蒙，可以说，十七世纪哲学家们在理论上 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强调与在实践中对理性能力的勇敢运用开辟了欧洲理性启蒙的新时代。“勇于认识”、 “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的时代”之所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正是因 为它与人的理性能力的大胆运用联系在一起。按康德的说法，“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 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1]。从词源上看，英文和法文的“启蒙”（enlightment，lumieres）均与 “光亮”有关，但这里所说的“光亮”就是笛卡尔及其后继者反复使用的“自然之光”或“理性之光”。 而德文的“启蒙”（Aufklürung）是从“阐明”引伸而来，但其原始意义是指“天气晴朗起来”，因而也 间接地与“光亮”有关。狭义的启蒙是指十八世纪的启蒙，而广义的启蒙则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它与理 性能力的发现和全面运用密切相关。康德所说的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实质上就是言论自由，它的反 面是“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 辩，只许信仰”）[2]。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论辩虽然只是在学者圈子内进行，但是它首先在学术圈子内打 破了“不许争辩”的禁忌，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本身，因为它不仅是思想自由的见证，而且有着很大的 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辩隐含着平等意识和开放态度，它像一股潜流，涌动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生 活里，对民众的思想观念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笛卡尔在论辩方面所起的先锋作用。他在完成《第一哲学 沉思集》的手稿后曾把它分别送给霍布斯（Hobbes）、卡特鲁斯（Caterus）、伽桑狄（Gassendi）、麦纳 内（Mersenne）等人，请他们提出意见，然后对他们的批评一一进行反驳。这种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气迅速 在学术界扩散开来，大大推动了思想的交流和进步，众所周知，笛卡尔在前后期对“天赋观念”和“心身 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自我修正就是受到论敌批评的结果。虽然十七世纪的学术研究不断受到宗教与政治势 力的限制，但这时的哲学家们在群体内部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平等而开放的论辩环境，甚至表现了某种君子 风度，以致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推崇和怀念。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争论既发生在不同阵营之间（如 经验派与理性派之间）又发生在同一阵营内部。那时，杂志很少，出书也大为不易，因此，学者们的论辩 常常是通过书信而进行的。学者之间的学术友谊每每与理论争鸣联系在一起。笛卡尔与麦塞内的争论、马 勒伯朗士与阿诺德的争论、莱布尼兹与克拉克的争论就是如此。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洛克的《人类理智 论》和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就是在论辩中完成的。尽管他们在理论上针锋相对，但他们各自对对 方保持着敬意。当莱布尼兹得知自己的论敌洛克已经过世，他立即停止了对洛克的批评，甚至不愿将《人 类理智新论》公诸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