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超越心物的“神理”的方面,形而上学始终是一种理性的事业。正因如此,它与理性主义的关联是一种 本质上的关联。再如,笛卡尔使用的“客观的”( objectif)一词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的”涵义刚好 相反。它不是就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言的,而是就观念的存在而言的,而他使用的“形式的”一词却 是就观念指涉的外在对象而言的。也就是说,与“客观的”一词相对。当我们在笛卡尔那里看到“共同概 念”这样的术语时,我们应当意识到它实际上恰恰相当于后人所说的公理。因此,尊重这类形而上学概念 的历史性是我们今天研究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第一要求。 至于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系统性,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重要的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们几乎都有一套 理论系统,至少提出过这样的构想。即便莱布尼兹这样兴趣广泛、思想庞杂的哲学家也不忘为所有知识立 据,不忘笛卡尔早就提出过的普遍科学和普遍语言纲领,并力图通过逻辑数学化工作建立新系统。十七世 纪形而上学家们大都崇尚几何学模式,并相应地尝试将这种模式用于知识的系统表述,对知识的自明性和 严密性的追求使他们不再把哲学概念和范畴看作彼此外在的东西,而是看作环环相扣和层层递进的演绎结 构。于是,确立第一概念和第一原理立即成为必要并且被许多哲学家视为形而上学的首要工作。因为他们 相信这里包含着未来思想发展的全部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十七世纪形而上学是一种体系哲学,而对 体系的严整性要求在十九世纪的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我们应该并且能够把十七世 纪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如实体、属性、上帝、实在、真理、观念等等放在具体的理论系统中加以理解和 阐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真精神与活思想 作为论辩史和批评史,哲学史总是在极端的怀疑论与极端的独断论中摇摆,它的主旨不在求同,而在立 异,正是立异使思想显示出自身的朝气,也正是立异使求同成为必要。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哲学史中就 存在着活跃的论辩传统,这种传统不仅体现了哲学的对话特征,而且昭示着思想为自身寻找根据的努力。 论辩表明了思想的张力,为自己辩护的一方总是力图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正当性,论辩的逻辑最终都是为这 一目标服务。有人说论辩是不讲逻辑的,论辩需要的是激情和机智。然而,不讲逻辑的论辩最终会陷入为 论辩而论辩的诡辩,它虽有锻炼思维的作用,但因徒具论辩的形式而使人丧失对论辩的信心。论辩与批评 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论争双方的出场,是思想自由的外在标志和真实表达,而批评却可以是单向的,也 可以是超越时间的当下性和空间的共在性的。论辩是互动的批评,也是批评与辩护的统一。如果说批评是 进步的动力,那么,学术论辩就是学术自由的重要象征。 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弘扬了欧洲的理性论辩与学术批评的传统,彰显了当时的哲学家为摆脱经院哲学对权 威的盲从所做的努力,从而为启蒙运动准备了条件。1600年布鲁诺的献身标志着以权威的思想为思想的时 代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崇尚思想自由的时代将渐渐到来。由于资本主义的成长与壮大以及宗教改革带来 的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十七世纪的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形成了不少崇尚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群体 这些群体成了学术交流的中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笛卡尔学派就曾为西欧的学术思想的传播和有超越心物的“神理”的方面，形而上学始终是一种理性的事业。正因如此，它与理性主义的关联是一种 本质上的关联。再如，笛卡尔使用的“客观的”（objectif）一词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的”涵义刚好 相反。它不是就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言的，而是就观念的存在而言的，而他使用的“形式的”一词却 是就观念指涉的外在对象而言的。也就是说，与“客观的”一词相对。当我们在笛卡尔那里看到“共同概 念”这样的术语时，我们应当意识到它实际上恰恰相当于后人所说的公理。因此，尊重这类形而上学概念 的历史性是我们今天研究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第一要求。 至于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系统性，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重要的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们几乎都有一套 理论系统，至少提出过这样的构想。即便莱布尼兹这样兴趣广泛、思想庞杂的哲学家也不忘为所有知识立 据，不忘笛卡尔早就提出过的普遍科学和普遍语言纲领，并力图通过逻辑数学化工作建立新系统。十七世 纪形而上学家们大都崇尚几何学模式，并相应地尝试将这种模式用于知识的系统表述，对知识的自明性和 严密性的追求使他们不再把哲学概念和范畴看作彼此外在的东西，而是看作环环相扣和层层递进的演绎结 构。于是，确立第一概念和第一原理立即成为必要并且被许多哲学家视为形而上学的首要工作。因为他们 相信这里包含着未来思想发展的全部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十七世纪形而上学是一种体系哲学，而对 体系的严整性要求在十九世纪的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我们应该并且能够把十七世 纪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如实体、属性、上帝、实在、真理、观念等等放在具体的理论系统中加以理解和 阐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真精神与活思想。 作为论辩史和批评史，哲学史总是在极端的怀疑论与极端的独断论中摇摆，它的主旨不在求同，而在立 异，正是立异使思想显示出自身的朝气，也正是立异使求同成为必要。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哲学史中就 存在着活跃的论辩传统，这种传统不仅体现了哲学的对话特征，而且昭示着思想为自身寻找根据的努力。 论辩表明了思想的张力，为自己辩护的一方总是力图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正当性，论辩的逻辑最终都是为这 一目标服务。有人说论辩是不讲逻辑的，论辩需要的是激情和机智。然而，不讲逻辑的论辩最终会陷入为 论辩而论辩的诡辩，它虽有锻炼思维的作用，但因徒具论辩的形式而使人丧失对论辩的信心。论辩与批评 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论争双方的出场，是思想自由的外在标志和真实表达，而批评却可以是单向的，也 可以是超越时间的当下性和空间的共在性的。论辩是互动的批评，也是批评与辩护的统一。如果说批评是 进步的动力，那么，学术论辩就是学术自由的重要象征。 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弘扬了欧洲的理性论辩与学术批评的传统，彰显了当时的哲学家为摆脱经院哲学对权 威的盲从所做的努力，从而为启蒙运动准备了条件。1600 年布鲁诺的献身标志着以权威的思想为思想的时 代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崇尚思想自由的时代将渐渐到来。由于资本主义的成长与壮大以及宗教改革带来 的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十七世纪的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形成了不少崇尚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群体， 这些群体成了学术交流的中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笛卡尔学派就曾为西欧的学术思想的传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