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传承首先是作为“内史”而存在的,它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而保持着精神空间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使 哲学史成了有别于政治史、科学史和文学史的具有自身内容的东西。 作为根据史的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 不可否认的是,哲学史必须首先面对不同的文本。按照伽达默尔(H. Gadamer)的解释,这些文本既有“历 史的实在性”,又有“历史理解的实在性”。前者使我们不能无视历史具有客观性的一面,它是理解得以 发生的根据,也是防止任意解释和过度解释的根据。后者使文本产生历史的效应,这种效应显示出文本对 于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伽达默尔说,“历史并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die Geschichte nicht uns gehort, sondern Wir der Geschichte gehoren)。[5]但文本首先要通过理解和 解释才会对我们起作用,也只有通过理解和解释才会产生效应或影响。这自然体现了历史的实在性与历史 理解的实在性之间的关联,并且历史的对象只有在这种关联中才能显示出它的存在价值。这一点决定了我 们在对待历史的文本时要考虑到理解的历史性,要考虑到这些文本在历史上造成的效应。正因如此,德国 康斯坦茨学派的理论家们进一步区分了根据关联与效应关联,在他们看来,我们首先必须把历史视为根据 关联( Grunde- Zusammenhang)。在制度史的形式里,这种根据乃是历史理解的直接对象。“作为效应关联 ( Wirking- Zusammenhang)的历史乃是情境史”I6l。因此,我们在此姑且用“根据史”与“效应史”的 概念去解释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尽管我们给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 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特殊性在于,它作为根据史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通过文本指出的“事实”比其他 文本指出的事实似乎更不确定,它讨论的对象始终是变动的,它能给我们提供的唯一“实物”就是文本。 众所周知,哲学史上一些文本始终是残篇断简,有些只是未完成的作品(如,笛卡尔的《指导心灵的规 则》,斯宾诺莎的《政治论》),即便是在相距不远的十七世纪,仍然有些哲学家的文本尚未公之于世, 莱布尼兹的手稿(包括15000余封信)尚有2/3未能整理出版就是明证。就算有了现成的完整文本,我们 也不得不为不同哲学家对同一语词、同一术语赋予不同意义而头痛不已。哲学家因独特的思想与理论而成 为哲学家,而独特的思想与理论每每通过独特的概念和命题系统来体现,在不崇尚体系的哲学家那里,它 也要通过独特的方法与策略来体现。 十七世纪形而上学显然远承中世纪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传统,近接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对人类经验世界和感 性生活的理论关切,但它本身是新时代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一方面要摆脱经院哲学所做的那种不切实际 的玄想,并千方百计地实现抽象的思维与个别经验的联结,另一方面要为知识的增长和人生的幸福寻找根 据。前者使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怀有强烈的认识论兴趣并为此给自身提出了方法论的要求,后者使十七世 纪的形而上学必须关心人类安生立命的根本并为此考虑知识怎样才能增进人的幸福。但是,当十七世纪的学的传承首先是作为“内史”而存在的，它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而保持着精神空间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使 哲学史成了有别于政治史、科学史和文学史的具有自身内容的东西。 二、作为根据史的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 不可否认的是，哲学史必须首先面对不同的文本。按照伽达默尔（H.Gadamer）的解释，这些文本既有“历 史的实在性”，又有“历史理解的实在性”。前者使我们不能无视历史具有客观性的一面，它是理解得以 发生的根据，也是防止任意解释和过度解释的根据。后者使文本产生历史的效应，这种效应显示出文本对 于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伽达默尔说，“历史并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die Geschichte nicht uns gehört, sondern Wir der Geschichtte gehören）。[5]但文本首先要通过理解和 解释才会对我们起作用，也只有通过理解和解释才会产生效应或影响。这自然体现了历史的实在性与历史 理解的实在性之间的关联，并且历史的对象只有在这种关联中才能显示出它的存在价值。这一点决定了我 们在对待历史的文本时要考虑到理解的历史性，要考虑到这些文本在历史上造成的效应。正因如此，德国 康斯坦茨学派的理论家们进一步区分了根据关联与效应关联，在他们看来，我们首先必须把历史视为根据 关联（Gründe-Zusammenhang）。在制度史的形式里，这种根据乃是历史理解的直接对象。“作为效应关联 （Wirkungs-Zusammenhang）的历史乃是情境史”[6]。因此，我们在此姑且用“根据史”与“效应史”的 概念去解释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尽管我们给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 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特殊性在于，它作为根据史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通过文本指出的“事实”比其他 文本指出的事实似乎更不确定，它讨论的对象始终是变动的，它能给我们提供的唯一“实物”就是文本。 众所周知，哲学史上一些文本始终是残篇断简，有些只是未完成的作品（如，笛卡尔的《指导心灵的规 则》，斯宾诺莎的《政治论》），即便是在相距不远的十七世纪，仍然有些哲学家的文本尚未公之于世， 莱布尼兹的手稿（包括 15000 余封信）尚有 2/3 未能整理出版就是明证。就算有了现成的完整文本，我们 也不得不为不同哲学家对同一语词、同一术语赋予不同意义而头痛不已。哲学家因独特的思想与理论而成 为哲学家，而独特的思想与理论每每通过独特的概念和命题系统来体现，在不崇尚体系的哲学家那里，它 也要通过独特的方法与策略来体现。 十七世纪形而上学显然远承中世纪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传统，近接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对人类经验世界和感 性生活的理论关切，但它本身是新时代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一方面要摆脱经院哲学所做的那种不切实际 的玄想，并千方百计地实现抽象的思维与个别经验的联结，另一方面要为知识的增长和人生的幸福寻找根 据。前者使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怀有强烈的认识论兴趣并为此给自身提出了方法论的要求，后者使十七世 纪的形而上学必须关心人类安生立命的根本并为此考虑知识怎样才能增进人的幸福。但是，当十七世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