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力图实现抽象的思维与个别经验的联结时,它往往难以把两者真正融为一体并最终陷入了自身难 以克服的矛盾:经验知识能够提供新知识,但缺乏普遍有效性和内在必然性:理性知识虽然具有普遍必须 性,但它无法提供新知识。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在这里只能采取独断论立场,即事先假定理性知识必定“切 中”(这里姑且借用胡塞尔的术语 treffen)经验对象。斯宾诺莎提出的“真观念必定符合它的对象”的 论断就是这种独断论的最好注脚 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必须解决知识的可靠性为何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一问 题也就是所谓的知识的确实性问题。但是对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家们而言,只有回答了知识的确实性如何 得到保证这样的问题,讨论其他认识论问题才有意义。因此,探讨知识的确实性的根据也就成了十七世纪 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优先任务。我们也首先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把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视为 “根据史”。但是,对这个“根据”,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霍布斯那里,它是“经验”:在笛 卡尔那里,它是“理性之光”:在马勒伯朗士那里,它是“上帝的观照”:在帕斯卡那里,它是“几何学 精神”和“敏感性精神”;在斯宾诺莎那里,它是神或自然体现出的思想的内在必然性;在莱布尼兹那 里,它是单子的“前定和谐”。然而,除了霍布斯之外,其他人都把上帝作为最终根据。由于狭义的形而 上学是相对于物理学和所有具体科学而言的,十七世纪哲学家们给形而上学提出了它本身难以完成的任 务:为所有科学部门奠基,为一切知识立据。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笛卡尔的“知识之树”的深刻寓 意:它既表明了形而上学的根据性(把形而上学作为“树根”),也表明了形而上学的非功利性或其作用 的非直接性,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说,也就是其“无用之用”性(我们不是在树根和树枝,而是在枝条采摘 果实) 不过,除了为知识的确实性立据之外,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还力图为科学方法立据。如前所述,十七世纪 形而上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方法史。这既是就它对方法的积极探索而言,也是就它力图为方法寻找本体 论根据而言。从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到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从帕斯卡的《几何学精神》到莱布 尼兹的《论组合术》,方法问题一直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在此感兴趣的不是他们就方 法本身说了些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们为他们推崇的方法找到了什么样的形而上学依据。在 这里回顾一下黑格尔对形而上学四大部门的划分对我们的讨论将不无助益。按黑格尔的说法,形而上学的 第一部分是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第二部分是理性心理学,即关于心灵的形而上学本性 的学说:第三部分是宇宙论,即关于世界的本性、规律以及人类自由和恶的起源的学说:第四部分是理性 神学,即关于上帝的特性,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及其证明的学说[7 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看来,科学方法的选择既是由科学研究的内容决定的,也是由心灵的本性决定的。而 讨论科学研究的内容就得涉及黑格尔所说的宇宙论和理性心理学,因为它们作为形而上学的两个部分,分 别要研究宇宙的形式规律、总体特征以及人类心灵的本性。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为其倡导的方法所做的辩护形而上学力图实现抽象的思维与个别经验的联结时，它往往难以把两者真正融为一体并最终陷入了自身难 以克服的矛盾：经验知识能够提供新知识，但缺乏普遍有效性和内在必然性；理性知识虽然具有普遍必须 性，但它无法提供新知识。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在这里只能采取独断论立场，即事先假定理性知识必定“切 中”（这里姑且借用胡塞尔的术语 treffen）经验对象。斯宾诺莎提出的“真观念必定符合它的对象”的 论断就是这种独断论的最好注脚。 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必须解决知识的可靠性为何可能 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一问 题也就是所谓的知识的确实性问题。但是对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家们而言，只有回答了知识的确实性如何 得到保证这样的问题，讨论其他认识论问题才有意义。因此，探讨知识的确实性的根据也就成了十七世纪 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优先任务。我们也首先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把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视为 “根据史”。但是，对这个“根据”，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霍布斯那里，它是“经验”；在笛 卡尔那里，它是“理性之光”；在马勒伯朗士那里，它是“上帝的观照”；在帕斯卡那里，它是“几何学 精神”和“敏感性精神”；在斯宾诺莎那里，它是神或自然体现出的思想的内在必然性；在莱布尼兹那 里，它是单子的“前定和谐”。然而，除了霍布斯之外，其他人都把上帝作为最终根据。由于狭义的形而 上学是相对于物理学和所有具体科学而言的，十七世纪哲学家们给形而上学提出了它本身难以完成的任 务：为所有科学部门奠基，为一切知识立据。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笛卡尔的“知识之树”的深刻寓 意：它既表明了形而上学的根据性（把形而上学作为“树根”），也表明了形而上学的非功利性或其作用 的非直接性，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说，也就是其“无用之用”性（我们不是在树根和树枝，而是在枝条采摘 果实）。 不过，除了为知识的确实性立据之外，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还力图为科学方法立据。如前所述，十七世纪 形而上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方法史。这既是就它对方法的积极探索而言，也是就它力图为方法寻找本体 论根据而言。从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到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从帕斯卡的《几何学精神》到莱布 尼兹的《论组合术》，方法问题一直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在此感兴趣的不是他们就方 法本身说了些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们为他们推崇的方法找到了什么样的形而上学依据。在 这里回顾一下黑格尔对形而上学四大部门的划分对我们的讨论将不无助益。按黑格尔的说法，形而上学的 第一部分是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第二部分是理性心理学，即关于心灵的形而上学本性 的学说；第三部分是宇宙论，即关于世界的本性、规律以及人类自由和恶的起源的学说；第四部分是理性 神学，即关于上帝的特性，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及其证明的学说[7]。 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看来，科学方法的选择既是由科学研究的内容决定的，也是由心灵的本性决定的。而 讨论科学研究的内容就得涉及黑格尔所说的宇宙论和理性心理学，因为它们作为形而上学的两个部分，分 别要研究宇宙的形式规律、总体特征以及人类心灵的本性。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为其倡导的方法所做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