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源于这两个部分的研究。众所周知,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有两个基本预设:一是相信世界具有统 一性、和谐性、可理解性以及几何学结构:二是相信人的心灵具有理性本质,而人的直观能力和演绎能力 就是这种理性本质的突出表现。 第一个预设部分是从中世纪哲学中继承下来的,部分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独立结论(如,把世界作为数 学语言写成的大书)。这一预设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为将几何学方法推广到许多知识领域(包括形而上学 本身)的理论依据,也是它为近代科学所做的哲学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近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有 赖于对世界的规律性、统一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心,因为“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 了”I8,那么,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就为这种信心的确立提供了根据。这一点既表现在笛卡尔、霍布斯和斯 宾诺莎等人对物质世界的广延性、可度量性和统一性的论述上,也表现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帕斯卡等人 对世界的几何学结构的描述上,还表现在马勒伯朗士的秩序观和莱布尼兹的前定和谐说以及“充足理由 律”(亦译“根据律”,此译反而更贴切)的阐述上 第二个预设虽然不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独创,但它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几乎所有理性主义晢学家都十分重视人的直观与演绎能力,并认为只有这种能力才能确保真理的发现。但 是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特别强调这种能力的天赋性质,强调人的“自然之光”或“理性之光”如 何具有烛照万类,洞穿世界的能力。因此,他们推崇直观与演绎方法,不仅是因为这种方法在科学研究中 带来了无可争辩的实际结果,而且是因为它在形而上学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理论辩护。 实际上,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之所以是“根据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力图为人的道德生活和信仰 寻找根据。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大体说来,哲学总是通过强调人类自身在其’在’中所获得的意义和目 标设置,而把目标指向在者的最初的和最后的根据。”[9虽然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大多重视知识论、认识 论和方法论问题,但他们并未忽略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他们大多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一过的生活这 样的问题,也思考过怎样获得内心的安宁与恬静,怎样获得内心的依持与归属,怎样实现德性与知识、德 性与幸福的统一这样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最终取决于对知识与人生的最终根据问题的解答 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通过关注在者之在的问题而培养了一种超验的精神,因为它通过“问出在者之外去” 而塑造一种不滞于事、不碍于物的胸怀。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们在张扬理性的同时一直保持着对第一因 和最高实体(不管这个实体是笛卡尔意义上的上帝还是斯宾诺莎所说的“神”,抑或是莱布尼兹的单子) 的强烈兴趣,不仅是为了寻求精神的最高满足,而且是为了寻找思想和生活的根基。莱布尼兹对“善恶问 题”的阐述,斯宾诺莎对知神与爱神、至善与至福的统一性的论述,帕斯卡对理性与信仰的划界,充分表 现了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为使人们摆脱一种浮泛无根的生活所做的努力。他们的形而上学不只是时代精神 的共鸣,也不只是简单的认识批判。从本质上讲,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能够维持精神的深度并对理性的尊就源于这两个部分的研究。众所周知，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有两个基本预设：一是相信世界具有统 一性、和谐性、可理解性以及几何学结构；二是相信人的心灵具有理性本质，而人的直观能力和演绎能力 就是这种理性本质的突出表现。 第一个预设部分是从中世纪哲学中继承下来的，部分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独立结论（如，把世界作为数 学语言写成的大书）。这一预设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为将几何学方法推广到许多知识领域（包括形而上学 本身）的理论依据，也是它为近代科学所做的哲学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近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有 赖于对世界的规律性、统一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心，因为“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 了”[8]，那么，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就为这种信心的确立提供了根据。这一点既表现在笛卡尔、霍布斯和斯 宾诺莎等人对物质世界的广延性、可度量性和统一性的论述上，也表现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帕斯卡等人 对世界的几何学结构的描述上，还表现在马勒伯朗士的秩序观和莱布尼兹的前定和谐说以及“充足理由 律”（亦译“根据律”，此译反而更贴切）的阐述上。 第二个预设虽然不是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独创，但它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几乎所有理性主义哲学家都十分重视人的直观与演绎能力，并认为只有这种能力才能确保真理的发现。但 是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特别强调这种能力的天赋性质，强调人的“自然之光”或“理性之光”如 何具有烛照万类，洞穿世界的能力。因此，他们推崇直观与演绎方法，不仅是因为这种方法在科学研究中 带来了无可争辩的实际结果，而且是因为它在形而上学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理论辩护。 实际上，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史之所以是“根据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力图为人的道德生活和信仰 寻找根据。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大体说来，哲学总是通过强调人类自身在其’在’中所获得的意义和目 标设置，而把目标指向在者的最初的和最后的根据。”[9]虽然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大多重视知识论、认识 论和方法论问题，但他们并未忽略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他们大多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一过的生活这 样的问题，也思考过怎样获得内心的安宁与恬静，怎样获得内心的依持与归属，怎样实现德性与知识、德 性与幸福的统一这样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最终取决于对知识与人生的最终根据问题的解答。 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通过关注在者之在的问题而培养了一种超验的精神，因为它通过“问出在者之外去” 而塑造一种不滞于事、不碍于物的胸怀。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们在张扬理性的同时一直保持着对第一因 和最高实体（不管这个实体是笛卡尔意义上的上帝还是斯宾诺莎所说的“神”，抑或是莱布尼兹的单子） 的强烈兴趣，不仅是为了寻求精神的最高满足，而且是为了寻找思想和生活的根基。莱布尼兹对“善恶问 题”的阐述，斯宾诺莎对知神与爱神、至善与至福的统一性的论述，帕斯卡对理性与信仰的划界，充分表 现了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家为使人们摆脱一种浮泛无根的生活所做的努力。他们的形而上学不只是时代精神 的共鸣，也不只是简单的认识批判。从本质上讲，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能够维持精神的深度并对理性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