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这个新词,为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对人类生活这种矛盾特牲的注意。正如他所指出的,人 们“被强迫联系在一起并被强迫维持此联系”一一来自自利的强迫。他宣称,“假定人类合 作的基础是相互的善意,正如假设这种善意也存在于蜜蜂与三叶草,或者犀牛与寄生鸟之间 样,是大错特错了。”在他看来,“大多数合作在其内部……都潜藏着被实际利益所压服的 对立。”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夸大了事实,但就那些全都是陌生人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 社会组织形式而言,他的观点却特别具有阐释力 如果谁对这种悖论和讽刺性的现象感兴趣,他可以继续探讨,证明合作本身就是人类生 活中冲突的一个基本来源。如果人是一个独居的物种,各自过自己的生活,除了交配外无扰 他人,正如自然界的某些动物一样,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大为减少。如果每个人只为自 己而生产,没有劳动分工与产品交换,那么人类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便会被消除。相反,当 人们在合作行动中将力量联合起来时,无论它是一个家庭还是整个社会,冲突的机会和动因 同时都大大增加。这是为大多数保守理论家所忽视的社会景观之 可是,我们不能说,单纯的自利,不论开明与否,是人类事务中的唯一推动力量。如果 我们采取一个客观的立场,便会认识到问题较此要复杂得多。自我牺牲与追求私利一样也是 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现实: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士兵为他们的战友而牺牲。 从道德的立场上看,这些形式的行动值得高度赞扬。可是,正如一些对人类景观更有洞 见的人所说,这种行动里包含着一种很强的追求私利的因素。耶稣在某个场合对他的追随者 们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那对你有何美誉可言呢?甚至收税人也会那 样做。”很多行动只有当忽略掉更大背景的时候,才看起来像是牺牲。若结合背景来看,这 种行动就成了互相交换恩惠的互利体系中的一部分 无论这种牺牲行动的任何其他方面是如何真实的,它都不是无私的。这种行动很少为陌 生人的利益而作,我们也不期待会发生这样的事。相反,它们预设了在所涉及的双方之间存 在着受到高度重视和有很高回报的人际纽带。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术语,我们姑且称这种形 式的行动为“党派性的自我牺牲”(“ partisan self- sacrifice”),称由这种行动所服务的利益 为“党派性的群体利益”(“ partisan group interests”),以此来将其与那种真正的利他 ( altruistic)行动中所包含的无私的自我牺牲形式相区别。 在这种情况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那些在其成员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牺牲性行 动的群体,在与外界打交道时的行动模式是非常不同的。事实上,有时似乎是这种牺牲性倾 向在内群体( Intragroup)关系中越强,它在群际( Intergroup)关系中就越弱。这意味着: 我们对人类生活中牺牲性行动的频率和重要性的判断与我们有待分析的社会层面是一种函 数关系( function)。如果我们的分析对象是家庭或其它一些首属群体,这比起我们考察一个 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来说,更可能发现其中自我牺牲的迹象。当我们从这样一个比较广阔的视 角来看人类行动的时候,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要做的那样,我们便很快发现,这些在其内部 关系中产生了如此众多的牺牲行动的群体,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有可能以最无情 的方式追求它们的党派性群体利益,尽管外界与他们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 另一种可疑的自我牺牲形式是履行贵族义务( noblesse oblige)。社会中的一些富人认受 定的义务,如慈善、布施和公共服务等对他们自己并未产生明显回报的事情。然而,自利 的因子再一次闯了进来。对于巨富者而言,慈善行为的代价相对较小,但通常却产生了大量 的好处。它是通向荣誉与声望的少数可靠途径中的一条,这对于那些除此之外什么都拥有的 人来说,可能尤为重要……同样的,正如林德夫妇( Lynds)在他们那著名的中等城镇 ( Middletown)研究中所显示的,慈善行为可以被用来换取可观的政治与经济红利。这并不 是说所有的慈善行动都是受到自利的驱动,而只是说自利因素与慈善行为不是不相容的 个必须对慈善行动提出的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关于它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慈善性捐赠 通常只代表所有经济开支中的一小部分;就好比蛋糕上的那层糖衣,它们的可见价值并不足 22 作”这个新词，为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对人类生活这种矛盾特牲的注意。正如他所指出的，人 们“被强迫联系在一起并被强迫维持此联系”——来自自利的强迫。他宣称，“假定人类合 作的基础是相互的善意，正如假设这种善意也存在于蜜蜂与三叶草，或者犀牛与寄生鸟之间 一样，是大错特错了。”在他看来，“大多数合作在其内部……都潜藏着被实际利益所压服的 对立。”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夸大了事实，但就那些全都是陌生人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 社会组织形式而言，他的观点却特别具有阐释力。 如果谁对这种悖论和讽刺性的现象感兴趣，他可以继续探讨，证明合作本身就是人类生 活中冲突的一个基本来源。如果人是一个独居的物种，各自过自己的生活，除了交配外无扰 他人，正如自然界的某些动物一样，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大为减少。如果每个人只为自 己而生产，没有劳动分工与产品交换，那么人类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便会被消除。相反，当 人们在合作行动中将力量联合起来时，无论它是一个家庭还是整个社会，冲突的机会和动因 同时都大大增加。这是为大多数保守理论家所忽视的社会景观之一。 可是，我们不能说，单纯的自利，不论开明与否，是人类事务中的唯一推动力量。如果 我们采取一个客观的立场，便会认识到问题较此要复杂得多。自我牺牲与追求私利一样也是 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现实：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士兵为他们的战友而牺牲。 从道德的立场上看，这些形式的行动值得高度赞扬。可是，正如一些对人类景观更有洞 见的人所说，这种行动里包含着一种很强的追求私利的因素。耶稣在某个场合对他的追随者 们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那对你有何美誉可言呢？甚至收税人也会那 样做。”很多行动只有当忽略掉更大背景的时候，才看起来像是牺牲。若结合背景来看，这 种行动就成了互相交换恩惠的互利体系中的一部分。 无论这种牺牲行动的任何其他方面是如何真实的，它都不是无私的。这种行动很少为陌 生人的利益而作，我们也不期待会发生这样的事。相反，它们预设了在所涉及的双方之间存 在着受到高度重视和有很高回报的人际纽带。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术语，我们姑且称这种形 式的行动为“党派性的自我牺牲”（“partisan self-sacrifice”），称由这种行动所服务的利益 为“党派性的群体利益”（“partisan group interests”），以此来将其与那种真正的利他 （altruistic）行动中所包含的无私的自我牺牲形式相区别。 在这种情况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那些在其成员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牺牲性行 动的群体，在与外界打交道时的行动模式是非常不同的。事实上，有时似乎是这种牺牲性倾 向在内群体（intragroup）关系中越强，它在群际（intergroup）关系中就越弱。这意味着： 我们对人类生活中牺牲性行动的频率和重要性的判断与我们有待分析的社会层面是一种函 数关系（function）。如果我们的分析对象是家庭或其它一些首属群体，这比起我们考察一个 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来说，更可能发现其中自我牺牲的迹象。当我们从这样一个比较广阔的视 角来看人类行动的时候，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要做的那样，我们便很快发现，这些在其内部 关系中产生了如此众多的牺牲行动的群体，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有可能以最无情 的方式追求它们的党派性群体利益，尽管外界与他们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 另一种可疑的自我牺牲形式是履行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社会中的一些富人认受 一定的义务，如慈善、布施和公共服务等对他们自己并未产生明显回报的事情。然而，自利 的因子再一次闯了进来。对于巨富者而言，慈善行为的代价相对较小，但通常却产生了大量 的好处。它是通向荣誉与声望的少数可靠途径中的一条，这对于那些除此之外什么都拥有的 人来说，可能尤为重要……同样的，正如林德夫妇（Lynds）在他们那著名的中等城镇 （Middletown）研究中所显示的，慈善行为可以被用来换取可观的政治与经济红利。这并不 是说所有的慈善行动都是受到自利的驱动，而只是说自利因素与慈善行为不是不相容的。一 个必须对慈善行动提出的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关于它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慈善性捐赠 通常只代表所有经济开支中的一小部分；就好比蛋糕上的那层糖衣，它们的可见价值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