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平衡。就其功能或实质而言，与西方的理性并无二致，只不过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从来 不用理性”这个概念，而称之为“中唐”。《中庸》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四书集注》，2 5,岳麓书社，1987)中者，本我也：节者，超我也：中节者，自我也，亦即用求得体也。 也就是说，西方人所谓的理性或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中庸。 换言之，西方有西方的理性，中国有中国的理性。说中国人缺乏西方式的理性，可以。说中国 人缺乏理性，则大。 当然，自我也好，中庸也好，就像是走钢丝，都是很不容易微到的事。所以孔子在2500年前 就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平！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是所有道德中最高级的道德，大 家已是长久地缺乏它了.2500多年以来，似乎始终如此。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 冲突，致使旧的超我被打破，而新的超我又未能深入人心，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主张是一 回事，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中庸作为“至德是一种极高级的境界，古往今来，除了极少数 文化精英能够身体力行外，芸芸众生连同他们的统治者是很难企及的。 中国人如此，西方人又何尝不是呢？若宏观地、历史地看，他们甚至还不如我们呢。 从中西的神话看，中国神话中的天神，无一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需锋”式人物：女蜗不 但造人，还替人补天、填地、总灾祸，甚至还为她的孩子们发明一种叫做“空簧”的乐器：炎帝 神农氏不但教人们种植，为了教大家用草药治病。还亲自“尝百草之溢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游于东海，不幸被淹死了，便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天帝帝俊接受了尧的恳求，派善射的天神界，下凡来为人民除害诛恶，羿感于人民的疾苦，竞 不顾帝俊的弱附，将天帝的十个儿子一残害人民的十个太阳，一气儿射下了九个，结果再也 不能上天，随他一同下凡的老婆嫦城，也弃他而去…而西方的奥林匹亚诸神，除了普罗米修 斯之外，无论男女，几乎全都是放荡不鸭的家伙，他们不但像凡人一样地争强好胜，眶瞰必报， 男欢女爱，耽于享乐：而且，为了各自的私怨，竟不顾人民的死活，在特洛伊战争中各助一边， 大打出手…若就神话和历史传统而言，究克谁更富于理性呢？ 西方人的那些创造了地中海文明的祖先们，同他们所信奉的天神一样，彪悍放荡，勇武好斗， 争强好胜，酷爱目险和自由，热衷美女和醇酒，崇拜英雄与强权，视通奸乱伦为儿戏，以决斗 嘴杀作消道，热表于军事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长期过着海上征战与漂泊的生活，态意挥霍掬 夺来的财富，又哪里有多少理性可言？ 便是在高张理性大旗的古希服，也同样充斥着浓烈的酒神精神，“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 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 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辩论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让一皮埃尔韦尔南《希 腊思想的起源》，P37一38，北京，三联书店，196)，以致议案的是非利弊成为次要，通过 维持平衡。就其功能或实质而言，与西方的理性并无二致，只不过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从来 不用“理性”这个概念，而称之为“中庸”。《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四书集注》，P2 5，岳麓书社，1987）中者，本我也；节者，超我也；中节者，自我也，亦即用求得体也。 也就是说，西方人所谓的理性或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中庸。 换言之，西方有西方的理性，中国有中国的理性。说中国人缺乏西方式的理性，可以。说中国 人缺乏理性，则大谬。 五 当然，自我也好，中庸也好，就像是走钢丝，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所以孔子在 2500 年前 就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是所有道德中最高级的道德，大 家已是长久地缺乏它了。2500 多年以来，似乎始终如此。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 冲突，致使旧的超我被打破，而新的超我又未能深入人心，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主张是一 回事，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中庸作为“至德”是一种极高级的境界，古往今来，除了极少数 文化精英能够身体力行外，芸芸众生连同他们的统治者是很难企及的。 中国人如此，西方人又何尝不是呢？若宏观地、历史地看，他们甚至还不如我们呢。 从中西的神话看，中国神话中的天神，无一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式人物：女娲不 但造人，还替人补天、填地、息灾祸，甚至还为她的孩子们发明一种叫做“笙簧”的乐器；炎帝 神农氏不但教人们种植，为了教大家用草药治病，还亲自“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游于东海，不幸被淹死了，便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天帝帝俊接受了尧的恳求，派善射的天神羿，下凡来为人民除害诛恶，羿感于人民的疾苦，竟 不顾帝俊的嘱咐，将天帝的十个儿子——残害人民的十个太阳，一气儿射下了九个，结果再也 不能上天，随他一同下凡的老婆嫦娥，也弃他而去……而西方的奥林匹亚诸神，除了普罗米修 斯之外，无论男女，几乎全都是放荡不羁的家伙，他们不但像凡人一样地争强好胜，睚眦必报， 男欢女爱，耽于享乐；而且，为了各自的私怨，竟不顾人民的死活，在特洛伊战争中各助一边， 大打出手……若就神话和历史传统而言，究竟谁更富于理性呢？ 西方人的那些创造了地中海文明的祖先们，同他们所信奉的天神一样，彪悍放荡，勇武好斗， 争强好胜，酷爱冒险和自由，热衷美女和醇酒，崇拜英雄与强权,视通奸乱伦为儿戏，以决斗 厮杀作消遣，热衷于军事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长期过着海上征战与漂泊的生活，恣意挥霍掠 夺来的财富，又哪里有多少理性可言？ 便是在高张理性大旗的古希腊，也同样充斥着浓烈的酒神精神，“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 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 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辩论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让－皮埃尔·韦尔南《希 腊思想的起源》，P37～38，北京，三联书店，1996），以致议案的是非利弊成为次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