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性的反思与断想 作者：SOOLW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13 关于理性的反思与断想 吴国盛教授说：“发现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世界，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 的一个重大的页献.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人缺乏这个纯粹的内在的理性世界…在我们看来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反而是绝对的，这个情与礼相通。可是希服 的理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因此是绝对的。”(《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0日《吴国盛纵 谈科学与人文》)我以为这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何谓理性？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 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古希酷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 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涉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 验，把理性着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 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 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关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 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笔对精神“世界观出发， 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 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 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 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 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暂学跟生活是 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如加塞尔《什么是暂学》，P88,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奥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 趣。 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 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国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 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件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音有本我，所谓本我
关于理性的反思与断想 作者：SOOLW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3 关于理性的反思与断想 吴国盛教授说：“发现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世界，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 的一个重大的贡献。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人缺乏这个纯粹的内在的理性世界……在我们看来，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反而是绝对的，这个情与‘礼’相通。可是希腊 的理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因此是绝对的。”（《中华读书报》2002 年 7 月 10 日《吴国盛纵 谈科学与人文》）我以为这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一 何谓理性？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 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 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 验，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 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 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美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 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精神”世界观出发， 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 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 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 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 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哲学跟生活是 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88，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 趣。 二 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 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回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 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谓本我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 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格印，具有什么 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 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千差万别一有的好色、有的好食：有的好动、有的好静： 有的好权谋、有的好自由：有的好幻想、有的好实干，也就是说，乘性各异，人各有志。然 而，人偏又是脱离了社会便无法生存的社会性动物，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 己的兼性和志趣率性而为，社会生活便乱了套，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为了规范或制约各不 相同的性”或“志”，社会便约定俗成出种种“超我”，来作为人们先验的或超验的精神权威 诸如上帝、天道、宗教、民族、国家、竞派、伦理、道德、正义、良知、完法、法律、公约、 规则等等，尽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碍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情求尽性。也就是说，情求 尽性必须以服从超我为前提。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求得体”。超我便是~用求得体 的那个“体”. 超我并非像那些西方古典或近代的哲学家所以为的或宜扬的那么绝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它都是相对的和具体的，即除了人类共有的超我—如不得毁灭人类、不得从事危害人类的活 动、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外，不同的人群一—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团体、家庭，又 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形成各自不同的具体的超我。例如，美国的女子可以 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阿拉伯世界的女子则必须将全身裹严到只露出眼晴方能上街，而爱尔兰 西部海上的一个叫伊洛斯比格的岛上的农村社会，母亲“从来不也不会亲吻或拥抱自己的孩 子”，甚至将给孩子哺乳也视为“下流的裸露行为”(（美）LH詹达。KE哈梅尔：《人类性 文化史》，P12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但即使是美国，也并非从来就允许女子 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的，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女子也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中裸露胳薄利 大腿.而且，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允许子女在公众场合下着比基尼的。换言之，超 我是因文化、时代而异的。 这就意味着人人皆不得不在本我与超我或性”与体的夹缝中生存，或者说，不得不在对立的 两间走钢丝一若一味放纵本我，便会成为害群之马，受到社会的制裁：若一味服从超我，便 会异化为丧失正常人性的工具人。因此，人生便意味着随时随地用理性在两间进行判断和权衡。 那么，理性也就是自我，亦即用求得体”。 金岳霖先生的情求尽性，用求得体”（金岳霖：《论道》，P20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八个字便概括了全部人生哲理。大抵也概括了理性的基本功能。 说穿了，理者，利也。理性者。用求得体也。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会形成机械的窄物主义的理性观，无非是基于当时自然科学特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 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 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 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千差万别——有的好色、有的好食；有的好动、有的好静； 有的好权谋、有的好自由；有的好幻想、有的好实干……也就是说，秉性各异，人各有志。然 而，人偏又是脱离了社会便无法生存的社会性动物，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 己的秉性和志趣率性而为，社会生活便乱了套，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为了规范或制约各不 相同的“性”或“志”，社会便约定俗成出种种“超我”，来作为人们先验的或超验的精神权威—— 诸如上帝、天道、宗教、民族、国家、党派、伦理、道德、正义、良知、宪法、法律、公约、 规则……等等，尽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碍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情求尽性”。也就是说，“情求 尽性”必须以服从超我为前提。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求得体”。超我便是“用求得体” 的那个“体”。 超我并非像那些西方古典或近代的哲学家所以为的或宣扬的那么绝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它都是相对的和具体的，即除了人类共有的超我——如不得毁灭人类、不得从事危害人类的活 动、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外，不同的人群——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团体、家庭，又 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形成各自不同的具体的超我。例如，美国的女子可以 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阿拉伯世界的女子则必须将全身裹严到只露出眼睛方能上街，而爱尔兰 西部海上的一个叫伊洛斯比格的岛上的农村社会，母亲“从来不也不会亲吻或拥抱自己的孩 子”，甚至将给孩子哺乳也视为“下流的裸露行为”（〔美〕L·H·詹达， K·E·哈梅尔：《人类性 文化史》，P 12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但即使是美国，也并非从来就允许女子 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的，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女子也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中裸露胳膊和 大腿。而且，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允许子女在公众场合下着比基尼的。换言之，超 我是因文化、时代而异的。 这就意味着人人皆不得不在本我与超我或“性”与“体”的夹缝中生存，或者说，不得不在对立的 两间走钢丝——若一味放纵本我，便会成为害群之马，受到社会的制裁；若一味服从超我，便 会异化为丧失正常人性的工具人。因此，人生便意味着随时随地用理性在两间进行判断和权衡。 那么，理性也就是自我，亦即“用求得体”。 金岳霖先生的“情求尽性，用求得体”（金岳霖：《论道》，P20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八个字便概括了全部人生哲理。大抵也概括了理性的基本功能。 说穿了，理者，利也。理性者，用求得体也。 三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会形成机械的唯物主义的理性观，无非是基于当时自然科学特
别是生理学和医学的突破性成果。他们的理性观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强调自爱和利 己的原则，无非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恳望。而与之毗邻的德国，由于资产阶级无论 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方而都比较落后，所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康德，其理性哲学 便充满先验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复杂矛盾，他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理性观和理性的宗教 却又将理性上升到先验的、不可知的高度，并以这种形而上学的超验理性为基础，试图以唯心 的道德宗教来取代世俗的理性宗教。同一时代的两个相邻的西方国家，理性观就如此不同， 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希腊半岛上的麦锡尼文明和古希酷文明，直到现 今的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理性始终是个因文化而异，随时代而变动不居的概念。例如，西方文 明早期的地中海文明时期，由于人口与资源矛盾的激化，对外贸易、掠夺和殖民，便成为全民 生命攸关的最大的理性，因面，商人和强瓷这两种职业就都成为极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且没有 什么区别。于是，史诗《奥德赛》中写道，国王涅斯托客气地问式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 溢盗？”现在你还能向一位西方商人问同样的问题吗？ 可见，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进入了内在件的高度”的纯粹的理件世界”。一切理性都是 相对的、具体的、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动不居的。归根结底，不过是应对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 的用求得体罢了， 但西方的文化毕竞还是大同小异，所以理性观的不同大体还属于相辅相成的范畴。而中国的文 化则是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其理性观自然也与西方截然不同。 西方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本位文化，为了规范和制约个体 间的矛盾冲突，便形成法律、民主、宗教、国家等超我形式，来作为社会共同权咸。西方的理 性，无论怎样地变异，归根结底，无非也就是对于这些超我的自觉服从。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建 立在自然经济和群体共有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文化。由于直到近代之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个 体私有制，任何个体的情求尽性，都只能在满足或基本满足了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共有利益的 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中国的群体，无论是血缘群体还是拟血缘群体，都是按照费孝通先生所 调的差序格局”相互纠在一起的，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为共的，视其伦理 关系的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 愈为多数人之所共。”（梁漱溟：（中因文化要义》，P81,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也就是 说。中国人的公与私缺乏明确的边界，要想情求尽性，就必须先“共”而后私或假“共而济私 自然无由形成西方式的法律、宗教、民主一类的超我，而只能以伦理道德为超我。更确切地说， 就是以权衡和平衡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为超我。 中国人的情求尽性必须自觉服从这个关系学的超我，任何违犯这个超我的人，都会被视为害 之马：若沦为这个超我的奴求或工具，则又难以情求尽性。因此，中国人也必领在情求尽性和 关系学超我之间走钢丝。换言之，中国人的用求得体，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关系网中进行权衡和
别是生理学和医学的突破性成果。他们的理性观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强调自爱和利 己的原则，无非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而与之毗邻的德国，由于资产阶级无论 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康德，其理性哲学 便充满先验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复杂矛盾，他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理性观和理性的宗教， 却又将理性上升到先验的、不可知的高度，并以这种形而上学的超验理性为基础，试图以唯心 的道德宗教来取代世俗的理性宗教。同一时代的两个相邻的西方国家，理性观就如此不同。 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希腊半岛上的麦锡尼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直到现 今的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理性始终是个因文化而异，随时代而变动不居的概念。例如，西方文 明早期的地中海文明时期，由于人口与资源矛盾的激化，对外贸易、掠夺和殖民，便成为全民 生命攸关的最大的理性，因而，商人和强盗这两种职业就都成为极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且没有 什么区别。于是，史诗《奥德赛》中写道，国王涅斯托客气地问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 强盗？”现在你还能向一位西方商人问同样的问题吗？ 可见，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的“纯粹的理性世界”。一切理性都是 相对的、具体的、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动不居的。归根结底，不过是应对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 的用求得体罢了。 四 但西方的文化毕竟还是大同小异，所以理性观的不同大体还属于相辅相成的范畴。而中国的文 化则是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其理性观自然也与西方截然不同。 西方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本位文化，为了规范和制约个体 间的矛盾冲突，便形成法律、民主、宗教、国家等超我形式，来作为社会共同权威。西方的理 性，无论怎样地变异，归根结底，无非也就是对于这些超我的自觉服从。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建 立在自然经济和群体共有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文化。由于直到近代之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个 体私有制，任何个体的情求尽性，都只能在满足或基本满足了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共有利益的 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中国的群体，无论是血缘群体还是拟血缘群体，都是按照费孝通先生所 谓的“差序格局”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为共的，视其伦理 关系的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 愈为多数人之所共。”（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P81,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也就是 说，中国人的公与私缺乏明确的边界，要想情求尽性，就必须先“共”而后私或假“共”而济私， 自然无由形成西方式的法律、宗教、民主一类的超我，而只能以伦理道德为超我。更确切地说， 就是以权衡和平衡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为超我。 中国人的情求尽性必须自觉服从这个关系学的超我，任何违犯这个超我的人，都会被视为害群 之马；若沦为这个超我的奴隶或工具，则又难以情求尽性。因此，中国人也必须在情求尽性和 关系学超我之间走钢丝。换言之，中国人的用求得体，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关系网中进行权衡和
维持平衡。就其功能或实质而言，与西方的理性并无二致，只不过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从来 不用理性”这个概念，而称之为“中唐”。《中庸》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四书集注》，2 5,岳麓书社，1987)中者，本我也：节者，超我也：中节者，自我也，亦即用求得体也。 也就是说，西方人所谓的理性或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中庸。 换言之，西方有西方的理性，中国有中国的理性。说中国人缺乏西方式的理性，可以。说中国 人缺乏理性，则大。 当然，自我也好，中庸也好，就像是走钢丝，都是很不容易微到的事。所以孔子在2500年前 就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平！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是所有道德中最高级的道德，大 家已是长久地缺乏它了.2500多年以来，似乎始终如此。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 冲突，致使旧的超我被打破，而新的超我又未能深入人心，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主张是一 回事，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中庸作为“至德是一种极高级的境界，古往今来，除了极少数 文化精英能够身体力行外，芸芸众生连同他们的统治者是很难企及的。 中国人如此，西方人又何尝不是呢？若宏观地、历史地看，他们甚至还不如我们呢。 从中西的神话看，中国神话中的天神，无一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需锋”式人物：女蜗不 但造人，还替人补天、填地、总灾祸，甚至还为她的孩子们发明一种叫做“空簧”的乐器：炎帝 神农氏不但教人们种植，为了教大家用草药治病。还亲自“尝百草之溢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游于东海，不幸被淹死了，便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天帝帝俊接受了尧的恳求，派善射的天神界，下凡来为人民除害诛恶，羿感于人民的疾苦，竞 不顾帝俊的弱附，将天帝的十个儿子一残害人民的十个太阳，一气儿射下了九个，结果再也 不能上天，随他一同下凡的老婆嫦城，也弃他而去…而西方的奥林匹亚诸神，除了普罗米修 斯之外，无论男女，几乎全都是放荡不鸭的家伙，他们不但像凡人一样地争强好胜，眶瞰必报， 男欢女爱，耽于享乐：而且，为了各自的私怨，竟不顾人民的死活，在特洛伊战争中各助一边， 大打出手…若就神话和历史传统而言，究克谁更富于理性呢？ 西方人的那些创造了地中海文明的祖先们，同他们所信奉的天神一样，彪悍放荡，勇武好斗， 争强好胜，酷爱目险和自由，热衷美女和醇酒，崇拜英雄与强权，视通奸乱伦为儿戏，以决斗 嘴杀作消道，热表于军事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长期过着海上征战与漂泊的生活，态意挥霍掬 夺来的财富，又哪里有多少理性可言？ 便是在高张理性大旗的古希服，也同样充斥着浓烈的酒神精神，“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 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 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辩论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让一皮埃尔韦尔南《希 腊思想的起源》，P37一38，北京，三联书店，196)，以致议案的是非利弊成为次要，通过
维持平衡。就其功能或实质而言，与西方的理性并无二致，只不过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从来 不用“理性”这个概念，而称之为“中庸”。《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四书集注》，P2 5，岳麓书社，1987）中者，本我也；节者，超我也；中节者，自我也，亦即用求得体也。 也就是说，西方人所谓的理性或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中庸。 换言之，西方有西方的理性，中国有中国的理性。说中国人缺乏西方式的理性，可以。说中国 人缺乏理性，则大谬。 五 当然，自我也好，中庸也好，就像是走钢丝，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所以孔子在 2500 年前 就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是所有道德中最高级的道德，大 家已是长久地缺乏它了。2500 多年以来，似乎始终如此。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 冲突，致使旧的超我被打破，而新的超我又未能深入人心，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主张是一 回事，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中庸作为“至德”是一种极高级的境界，古往今来，除了极少数 文化精英能够身体力行外，芸芸众生连同他们的统治者是很难企及的。 中国人如此，西方人又何尝不是呢？若宏观地、历史地看，他们甚至还不如我们呢。 从中西的神话看，中国神话中的天神，无一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式人物：女娲不 但造人，还替人补天、填地、息灾祸，甚至还为她的孩子们发明一种叫做“笙簧”的乐器；炎帝 神农氏不但教人们种植，为了教大家用草药治病，还亲自“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游于东海，不幸被淹死了，便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天帝帝俊接受了尧的恳求，派善射的天神羿，下凡来为人民除害诛恶，羿感于人民的疾苦，竟 不顾帝俊的嘱咐，将天帝的十个儿子——残害人民的十个太阳，一气儿射下了九个，结果再也 不能上天，随他一同下凡的老婆嫦娥，也弃他而去……而西方的奥林匹亚诸神，除了普罗米修 斯之外，无论男女，几乎全都是放荡不羁的家伙，他们不但像凡人一样地争强好胜，睚眦必报， 男欢女爱，耽于享乐；而且，为了各自的私怨，竟不顾人民的死活，在特洛伊战争中各助一边， 大打出手……若就神话和历史传统而言，究竟谁更富于理性呢？ 西方人的那些创造了地中海文明的祖先们，同他们所信奉的天神一样，彪悍放荡，勇武好斗， 争强好胜，酷爱冒险和自由，热衷美女和醇酒，崇拜英雄与强权,视通奸乱伦为儿戏，以决斗 厮杀作消遣，热衷于军事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长期过着海上征战与漂泊的生活，恣意挥霍掠 夺来的财富，又哪里有多少理性可言？ 便是在高张理性大旗的古希腊，也同样充斥着浓烈的酒神精神，“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 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 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辩论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让－皮埃尔·韦尔南《希 腊思想的起源》，P37～38，北京，三联书店，1996），以致议案的是非利弊成为次要，通过
与香全仗口才的高下。例如：在察头派的操纵和鼓动下，伯里克利用提洛同盟的公款修复和美 化雅典的提案遗到普遍的反对，伯里克利在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之时，对准备投票表决的委员们 说：“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帐上，归我付好了：在上而刻字的时候，刻我的名 字。“于是平，“不知是感于他的伟大桔神，或者为了要在伟大的工程上争享光柴，他们都齐声 高碱：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 上质，P330,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他们的理性安在？
与否全仗口才的高下。例如：在寡头派的操纵和鼓动下，伯里克利用提洛同盟的公款修复和美 化雅典的提案遭到普遍的反对，伯里克利在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之时，对准备投票表决的委员们 说：“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帐上，归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刻我的名 字。”于是乎，“不知是感于他的伟大精神，或者为了要在伟大的工程上争享光荣，他们都齐声 高喊：‘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 上册，P330，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他们的理性安在？ www.sool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