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知识分了的古代传统一兼论“俳优”与“修身”109 知识分子为“王者师”的情形也不限于中国一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以及中内的阿尔昆(Alcuir查里曼大帝的国师)都普有过和子 夏、子思、稷下先生等类似的经验。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古 代知识分子以道自重和抗札帝王的意识确是发展得最普遍，也最强烈。 因此他们在出处辞受之际也特别讲究分寸，《孟子》一书便是最好的证 据。 前面已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不但自始即面对着巨大的政治权势，而 且还要直接过问恺撒的事。他们虽自任以“道”，但这个“道”却是无形 的，除了他们个人的人格之外，“道”是没有其他保证的。以孤独而微不 足道的个人面对着臣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 (《滕文公》下)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面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 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为了使“道”不受委屈，中国古 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努力。客观方面他们要建立 “道”尊子“势"的观念，使拥有政治权势的人也不能不在“道”的面前低 头。因此孟子有道尊于势之论，荀子以圣与王并列，“圣者尽伦，王者尽 制”，《中庸》也德、位双提。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多少发生了一毕效 果，虽然并不能彻底地驯伏“势”。至少后世的知识分子之中颇不乏接 受这种观念的人。明末的吕坤说得最痛快直截： 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 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 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 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 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 卷一之四) 可见这个传统从战国到明末始终保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在 主观方面，古代知识分子则提倡内心修养，这是要给“道”建立内在的保 证。关于这一方面，我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旧作中仅引而未发。现在不 妨借这个机会略加补充。在西方和其他文化中，只有出世的宗教家才 讲究修养，一般俗世的知识分子似很少特别注意及此的。中国知识分 子入世而重精神修养是一个极显著的文化特色。中国何以有此文化特 色是一个极难解答的问题，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我在这里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