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土与中国文化 道性”，即英文的legitimacy)。这一点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权都必 须遵守的通则。中国的“道”也正在这一点上显出了它的特殊之处。西 方古代宗教性的“道”寄托在有正式组织的教会手中，所以俗世帝王之 “势”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教会。教会或大主教为帝王加冕的仪式便象 征“道”对“势”的正式认可。由于西方的教会代表了与俗世王权分庭抗 礼甚至凌驾其上的精神权威，并且具有绝对独立自主的力量，这种“道” 的承认自有其庄严的真实意义，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缘饰。但是中国 的“道”自始即没有组织的形式，因此“道”的庄严性只有透过个别知识 分子的自重自尊始能显现出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了尊显其“道”， 也曾作过一些客观化、形式化的努力，以期与“势”分庭抗札。最明显的 便是以“道”为标准，而把知识分子与君主的关系分为师、友、臣三类。 在这种分类之下，最高一层的知识分子在“道”的立场上和君主是师弟 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了。《孟子》书中所载子思与鲁缪公之间，关于师 与友的问题的争执便清楚地反映出“道”与“势”之间在发展形式关系上 所遭遇的困难（见《孟子·万章》下）。但在“道”、“势”双方彼此需要的情 势下，这个分类办法最后终于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公式。关于这一点， 当对的记载很多。例如魏文候“师子夏、友田子方、敞段于木”(《吕氏春 秋·举难》篇)。费惠公日：“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 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郭隗答燕昭王，引当时成语：“帝者与师处，王 者与友处，葫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策》)墨者巨子孟胜 也说：“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吕氏春秋·上德》篇) 这种师友关系后来在齐国所设立的“稷下先生”制度中更获得进一步的 形式化。稷下先生的特色是“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孟 子荀卿列传》)，“不治”是表示他们“无官守”，也就是说他们与齐王并非 君臣关系。所以他们的正式称号是“先生”，即是“师”之义(“先生”是师 的专称，见《管子·弟子职》篇)。“议论”则是他们的专职，即“言责”。当 时的知识分子各持其“道”以批评政治，稷下学官则正式将这种言论自 由加以制度化，以示“势”对于“道”的尊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 子确曾对于“道”的形式化、客观化的问题作过自觉的努力。 知识分子以“道”自重本来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现象。社会学家席 尔思(Edward Shils)对于这个现象曾作过比较研究。他指出各高级文化 中，知识分子都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终极的真理而发生一种“自重” (self-esteem)的感觉，无论这种“真理”是宗教、哲学或科学。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