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一兼论“徘优”与“锋身”0们 “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 的“士”才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士”成为“道”的承担者是经过一段 曲折的历史发展的，此处不能详论。简单地说，这一发展包括了客观与 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是“士”从古代“封建”秩序中游离了出 来，获得身分的解放；主观方面是“礼环乐崩”、王官失守之后，诗书礼乐 的传统流散到“士”阶层之手。古代的“士”本来就熟习礼乐，接近典册， 孔子本人成学的经过便是显证。所以这个发展是顺理成章的。 古代的礼乐虽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 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人了“人道”的领城。这种发展的 方向当然不是孔子个人所单独决走的，春秋以来，中国文化已日益明显 地有从天道转到人道的倾向。公元前五二：三年郑国的子产即已明白地 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见解。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 不同，但大体言之不但都与诗书礼乐的传统有渊源，而且也都以政治社 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的归宿之地。内此刘歆说诸子“合其要归，亦六经 之支与流裔”，司马谈则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两家的论断恰好是一原其始，一一要其终。 (这里面当然涉及非常复杂的思想史上的问题，详细分析与论证见本书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和《道统与政统之间一一中国知识分子 的原始型态》两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自始即受到他们所承继 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他们要管恺撒的事这一点来说，他们接近西方近 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他们代表“道”而言，则他们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 侣和神学家。由此可见以西方的标准来分别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与近 代性格，施之于中国的情况终不免进退失据。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持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这就使得他们既有别于以色列先知的直接诉 诸普遍性、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于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的探索。因此 之故，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威发生了面对面的关系。但是 以现实的势力而言，知识分子和各国君主是绝对无从相提并论的。知 识分子之所以受到尊重，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代表了“道”。在各国争霸 的局面下，王侯]除了需要知识分子的技术服务外，同时更需要“道”对 他们的“势”加以精神的支持。建筑在赤棵棵的暴力基础上的“势”是不 可能有号召力的：政权多少都要具备某种合法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