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对需要这样一种完全断裂的觉悟或半觉悟(half- awareness)是 如何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社会斗争中的。沃特·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引用报 告说,在巴黎公社时期,在巴黎城的每一个角落里,人们都在向教堂、宫殿和其他建筑物上 的时钟射击,因此这就有意识地或半有意半无意地(half- consciously)表达了他们想以某种 方式阻止时间的愿望:至少是阻止现存的、普遍流行的时间连续体,并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愿 望一一这正是极大地强调了新旧社会之间质的区别和断裂的整体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与你们讨论质变的被抑制了的先决条件。我特意说“质变”,而不 说“革命”,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太多的革命仍然继续维持了压制,仅仅是用一个统治体系 代替了另一个统治体系。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重要的新特征,它们标示出一个对现有社会根 本否定的自由社会,并且我们必须开始明确地表述这些特征,不论它们看起来是多么形而上 学,多么乌托邦,我甚至要说,不论在各派阵营(左派和右派)里的那些正常人看来,我们 多么荒谬可笑。 我们这里所关注的解放的辩证法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构建。这个构建首先建 立在废除现有的奴役体系的普遍要求之上:第二,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它是建立在至 关重要的信念之上,建立在对自由的人类生存的性质不同的价值的有意识、潜意识或无意识 的追求之上。没有这些新的需求和满足的出现,无论自由人的需要和满足以及社会制度的一 切变迁多么巨大,也只能是用一种奴役制度代替另一种奴役制度。我想要强调这一点,这种 新的需要和满足的出现也不能被设想为仅仅是变化了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或结果。我们 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它是一个经验事实( a fact of experience)。新制度的发展一定已经发端 并且必须靠有新需求的人来推进。这就是隐含在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历史承担者 这一概念之下的基本思想。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历史承担者,不仅仅因为无产阶级是 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阶级,也不只是因为它在那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因为这一阶级 是“自由”的,它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压制性和侵略性的竞争需求,因此,他们至少潜在地 是重要的新需求、新目标和新满足的承载者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更残忍的方式来表述解放的辩证法,把它描述成一种恶性循环。从自 愿受奴役(这种现象在富裕社会中大量存在)向自由转变,必须以废除压制性的制度和机制 为先决条件。而废除压制性的制度和机制,又要以摆脱奴役、以对解放的普遍需求为先决条 件。至于需求,我想,我们必须把改变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的需求与改变整个社会的需求区 分开来。这两者绝不是等同的或彼此和谐的。如果需求是改变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这至少 有一定的可能在现有社会内实现,并且伴随着现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这仅仅是量变。 质变是整个系统整体的改变 我想指出的是,量变和质变的区别并不等同于改革与革命的区别。量变可以就是革命, 可以导致革命。我认为,在从史前时期跃入人类历史这一重要的意义上,只有二者的结合才 是革命。换句话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量在何处变成质,以及社会条件和制度的量变何时 能变成影响全人类生存的质变 我刚才所提到的革命的两个潜在因素如今脱节了。第一个因素在不发达国家中非常普 遍,在那里,量变一一即人类生活条件的创造—一就其本身来说是质变,但还不是自由。革 命的第二个潜在因素,即解放的前提条件,潜伏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但却被资本主义的社 会组织所抑制和歪曲。 我想我们面临的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能通过技术手段把量变转变成质变 变成真正的解放。这恰恰与国内外的富裕社会和发达资本主义在各条战线上受到动员和组织 这一真正致命的可能性相反。 在继续演讲之前,我要对我所说的富裕社会给出一个简洁的定义。今天的美国社会当然 是一个模型,尽管在美国,它更多的是一种倾向而没有完全变成现实。首先,它是一个资本2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对需要这样一种完全断裂的觉悟或半觉悟（half-awareness）是 如何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社会斗争中的。沃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引用报 告说，在巴黎公社时期，在巴黎城的每一个角落里，人们都在向教堂、宫殿和其他建筑物上 的时钟射击，因此这就有意识地或半有意半无意地（half-consciously）表达了他们想以某种 方式阻止时间的愿望；至少是阻止现存的、普遍流行的时间连续体，并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愿 望——这正是极大地强调了新旧社会之间质的区别和断裂的整体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与你们讨论质变的被抑制了的先决条件。我特意说“质变”，而不 说“革命”，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太多的革命仍然继续维持了压制，仅仅是用一个统治体系 代替了另一个统治体系。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重要的新特征，它们标示出一个对现有社会根 本否定的自由社会，并且我们必须开始明确地表述这些特征，不论它们看起来是多么形而上 学，多么乌托邦，我甚至要说，不论在各派阵营（左派和右派）里的那些正常人看来，我们 多么荒谬可笑。 我们这里所关注的解放的辩证法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构建。这个构建首先建 立在废除现有的奴役体系的普遍要求之上；第二，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它是建立在至 关重要的信念之上，建立在对自由的人类生存的性质不同的价值的有意识、潜意识或无意识 的追求之上。没有这些新的需求和满足的出现，无论自由人的需要和满足以及社会制度的一 切变迁多么巨大，也只能是用一种奴役制度代替另一种奴役制度。我想要强调这一点，这种 新的需要和满足的出现也不能被设想为仅仅是变化了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或结果。我们 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它是一个经验事实（a fact of experience）。新制度的发展一定已经发端， 并且必须靠有新需求的人来推进。这就是隐含在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历史承担者 这一概念之下的基本思想。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历史承担者，不仅仅因为无产阶级是 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阶级，也不只是因为它在那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因为这一阶级 是“自由”的，它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压制性和侵略性的竞争需求，因此，他们至少潜在地 是重要的新需求、新目标和新满足的承载者。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更残忍的方式来表述解放的辩证法，把它描述成一种恶性循环。从自 愿受奴役（这种现象在富裕社会中大量存在）向自由转变，必须以废除压制性的制度和机制 为先决条件。而废除压制性的制度和机制，又要以摆脱奴役、以对解放的普遍需求为先决条 件。至于需求，我想，我们必须把改变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的需求与改变整个社会的需求区 分开来。这两者绝不是等同的或彼此和谐的。如果需求是改变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这至少 有一定的可能在现有社会内实现，并且伴随着现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这仅仅是量变。 质变是整个系统整体的改变。 我想指出的是，量变和质变的区别并不等同于改革与革命的区别。量变可以就是革命， 可以导致革命。我认为，在从史前时期跃入人类历史这一重要的意义上，只有二者的结合才 是革命。换句话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量在何处变成质，以及社会条件和制度的量变何时 能变成影响全人类生存的质变。 我刚才所提到的革命的两个潜在因素如今脱节了。第一个因素在不发达国家中非常普 遍，在那里，量变——即人类生活条件的创造——就其本身来说是质变，但还不是自由。革 命的第二个潜在因素，即解放的前提条件，潜伏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但却被资本主义的社 会组织所抑制和歪曲。 我想我们面临的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能通过技术手段把量变转变成质变， 变成真正的解放。这恰恰与国内外的富裕社会和发达资本主义在各条战线上受到动员和组织 这一真正致命的可能性相反。 在继续演讲之前，我要对我所说的富裕社会给出一个简洁的定义。今天的美国社会当然 是一个模型，尽管在美国，它更多的是一种倾向而没有完全变成现实。首先，它是一个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