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社会。似乎很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一点,因为有许多人,甚至许多左派,都相信美国 社会不再是一个阶级社会了。我向你保证美国是一个阶级社会。它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权力高 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在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有着扩大了的并在继续扩大的自 动化和协调部门:这个社会在生产方面实行私人所有制,但生产却越来越依赖政府空前积极 的、大范围的干预。正如我所说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在空前广大的范围内满足低层人群的物 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但是这些需要却是按照器具装置( apparatus)的要求和利益、以及 控制这些器具装置的势力的要求和利益来加以满足的。而且它是一个以加速浪费、有计划的 淘汰以及破坏为条件来寻求发展,而同时下层人民却继续在贫穷和不幸中生活的社会 我相信这些因素内在地相互关联,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综合病症:即明显不可分的一 对于整个系统来说是不可分的一—生产力和破坏的联合体( unIty),对需要的满足和压制 的联合体,在一个奴役系统内部的自由的联合体——那就是说,人被器具装置所征服,因此 又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可分的联合体。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的合理性( rationality) 正存在于它的疯狂( Insanity)之中,而这个社会的疯狂就其有效率的程度、就其提供商品 的程度而言,又是合理的。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社会能够—一或许在遥远的未来能够,但显然是 能够的——比以前在更大的程度上克服贫穷,能够减少劳动的强度和时间,能够提高生活水 平;如果提供所有商品的代价,享受这种舒适的奴役的代价,以及取得所有这些成就的代价 都由远离大都市及其富裕的人来付出:如果这个富裕社会本身很难意识到它现在的所作所 为,意识到它正在怎样散布恐怖和奴役,意识到它正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里与解放作斗争;那 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从这样一个社会中获得解放呢? 我们知道,面对这样的技术成就,面对这样一种技术强权的不合理的合理性( irrational rationality),情感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争论有其传统的弱点。这些争论看来根本无力反 抗这个社会及其生产力的残忍的事实。但是,只有坚持一个自由社会(这个富裕社会阻止了 它的实现)的真实可能性——既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坚持,又在在实证中和讨论中坚持——才 能阻止人完全沦为全面管理的对象,或更确切地说,从管理的主体降为管理的客体。只有这 种坚持才能阻止人类变得日益残忍和愚昧。我想要强调一点:资本主义的福利政府是一个作 战的政府。它必须有一个敌人,一个以大写字母E开头的、完全的敌人:因为奴役将永远 存在,当人们在面临自由的新的可能性时,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悲惨的斗争将永远存在,这便 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激起并强化了这个社会中的一种主要的侵略性( a primary aggressiveness))。而这种侵略性一定要以对社会有用的方式( in socially useful ways)来加以 动员,以免它引爆这个系统本身。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敌人,如果这个敌人不存在,就必须创 造一个。所幸我敢断言,这个敌人确实存在。但是,为了能够用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去动员这 个富裕社会的侵略性,这个敌人的形象和力量就必须在这个社会中被不成比例地大大膨胀。 于是,结果是一个残废的、无能的和遭到挫败的人类存在:它疯狂地保卫它自己的奴役 状态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正面临的致命的状况。激进的社会变革是客观必需的,因为它是 拯救人类自由的唯一机会,并且,我们可以获得实现人类自由的技术和物质资源。但是,尽 管这一客观需要明确存在,对这样一种变革的主观要求却并不普遍。它并非恰恰普遍地存在 于那些被传统地认为是历史变革的承担者的人群中。这种主观要求被压制了,这也有两重原 因:首先是因为需要确实得到了满足,其次是因为对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的操纵和管理 即是由于不仅对人类的意识、而且对人类的无意识,进行了系统性的社会控制。我们这个 时代最伟大的解放科学( liberating sciences)在心理学(主要是心理分析学和精神病学领域) 所取得的成就,使这个控制成为可能。它们能够、而且同时已经成为压制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成为压制的最有效的引擎之一,这是解放的辩证法中又一个可怕的环节3 主义社会。似乎很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一点，因为有许多人，甚至许多左派，都相信美国 社会不再是一个阶级社会了。我向你保证美国是一个阶级社会。它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权力高 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在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有着扩大了的并在继续扩大的自 动化和协调部门；这个社会在生产方面实行私人所有制，但生产却越来越依赖政府空前积极 的、大范围的干预。正如我所说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在空前广大的范围内满足低层人群的物 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但是这些需要却是按照器具装置（apparatus）的要求和利益、以及 控制这些器具装置的势力的要求和利益来加以满足的。而且它是一个以加速浪费、有计划的 淘汰以及破坏为条件来寻求发展，而同时下层人民却继续在贫穷和不幸中生活的社会。 我相信这些因素内在地相互关联，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综合病症：即明显不可分的— —对于整个系统来说是不可分的——生产力和破坏的联合体（unity），对需要的满足和压制 的联合体，在一个奴役系统内部的自由的联合体——那就是说，人被器具装置所征服，因此 又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可分的联合体。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的合理性（rationality） 正存在于它的疯狂（insanity）之中，而这个社会的疯狂就其有效率的程度、就其提供商品 的程度而言，又是合理的。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社会能够——或许在遥远的未来能够，但显然是 能够的——比以前在更大的程度上克服贫穷，能够减少劳动的强度和时间，能够提高生活水 平；如果提供所有商品的代价，享受这种舒适的奴役的代价，以及取得所有这些成就的代价， 都由远离大都市及其富裕的人来付出；如果这个富裕社会本身很难意识到它现在的所作所 为，意识到它正在怎样散布恐怖和奴役，意识到它正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里与解放作斗争；那 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从这样一个社会中获得解放呢？ 我们知道，面对这样的技术成就，面对这样一种技术强权的不合理的合理性（irrational rationality），情感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争论有其传统的弱点。这些争论看来根本无力反 抗这个社会及其生产力的残忍的事实。但是，只有坚持一个自由社会（这个富裕社会阻止了 它的实现）的真实可能性——既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坚持，又在在实证中和讨论中坚持——才 能阻止人完全沦为全面管理的对象，或更确切地说，从管理的主体降为管理的客体。只有这 种坚持才能阻止人类变得日益残忍和愚昧。我想要强调一点：资本主义的福利政府是一个作 战的政府。它必须有一个敌人，一个以大写字母 E 开头的、完全的敌人；因为奴役将永远 存在，当人们在面临自由的新的可能性时，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悲惨的斗争将永远存在，这便 在前所 未有 的程 度上 激起 并强 化了这 个社 会中 的一 种主 要的 侵略 性（a primary aggressiveness）。而这种侵略性一定要以对社会有用的方式（in socially useful ways）来加以 动员，以免它引爆这个系统本身。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敌人，如果这个敌人不存在，就必须创 造一个。所幸我敢断言，这个敌人确实存在。但是，为了能够用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去动员这 个富裕社会的侵略性，这个敌人的形象和力量就必须在这个社会中被不成比例地大大膨胀。 于是，结果是一个残废的、无能的和遭到挫败的人类存在：它疯狂地保卫它自己的奴役 状态。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正面临的致命的状况。激进的社会变革是客观必需的，因为它是 拯救人类自由的唯一机会，并且，我们可以获得实现人类自由的技术和物质资源。但是，尽 管这一客观需要明确存在，对这样一种变革的主观要求却并不普遍。它并非恰恰普遍地存在 于那些被传统地认为是历史变革的承担者的人群中。这种主观要求被压制了，这也有两重原 因：首先是因为需要确实得到了满足，其次是因为对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的操纵和管理— —即是由于不仅对人类的意识、而且对人类的无意识，进行了系统性的社会控制。我们这个 时代最伟大的解放科学（liberating sciences）在心理学（主要是心理分析学和精神病学领域） 所取得的成就，使这个控制成为可能。它们能够、而且同时已经成为压制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成为压制的最有效的引擎之一，这是解放的辩证法中又一个可怕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