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出口产品中隐含的服务业增加值)来看,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的VAXF/出口都大于1,如2011 年中国服务业的VAXF/服务业出口为170%,比第二产业的相应比值(54%)多116个百分点1,这 反映了服务业更多是作为制造业产品生产中的中间投入而实现间接出口的。 2.贸易增加值——出口的增加值分解 对于贸易增加值的直观理解是贸易中的増加值,可以简单理解为对传统全值岀口按増加值来源 进行分解,即隐含在传统全值出口中不同来源和不同原因的增加值。上述的增加值出口是对最终需 求产品中隐含的增加值进行分解,而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是指对全值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成分和国外增 加值成分的分解。这样,出口中国内/国外增加值成分与增加值出口是两个既有联系又不同的概念。 虽然两个概念都测度了产品生产国的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但是出口中的国内成分不区分这些增加 值的最终吸收国。相比之下,增加值贸易依赖于该国的出口是如何被进口国使用和吸收的,增加值出 口是指一国生产而被另一国最终吸收的增加值 实际上, Hummels等(2001)利用单国(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OECD国家的垂直专业化值,就 是一种出口的国外成分的分解[。近年来,涌现了大量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出口的增加值来源 分解。 Koopman等(2014)(简写为Kww(2014)中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方法,将以前 Hummels等 (2001)、 Johnson和 Noguera(2012)等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测度方法统一在一个逻辑框架下[2。但是 KWw(2014)的总出口9项分解公式局限于国家层面,没有深入到部门层次。WWz(2013)进一步把 总出口分解公式拓展到双边分部门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公式,形成16项部门层次的总出口分解公 13。后续有关全球价值链的更细致分解方法以及位置测度指标,基本上是基于Kww(2014)思路 的扩展,如张亚斌等(2015)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框架下,将国家行业部门层面的出口分解为5个部 分,这5个部分又进一步细分为9项1。我们认为,WWZ(2013)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对增加 值贸易进行的测算及分解方式基本上达到完善阶段 此外,以上测度增加值出口以及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方法和思路,可以应用于分析要素(就业)、污 染物(碳排放)等出口及其分解。这只需要把增加值率向量变为单位产出碳排放(碳排放系数)、单位 产出就业人数等系数变量。 (三)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和位置 随着全球价值链核算研究不断丰富并日益成熟,对全球价值链位置(或生产长度)的测度逐渐成 为研究热点。尽管我们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相关问题缺乏明确的定义和答案,但是仍然有很多文献 尝试开发出测度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投入产出模型方法。 Dietzenbacher等(2005)首次提出用平均传 递步长( average propagation length,APL)来衡量生产网络体系中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距离(长度)或 者复杂程度[1。随后 Inomata(2008)、 Escaith和 Minamata(2013)将其扩展到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框 架下的APL1m。与此对应,Fal(2012)从生产阶段数( number of production stages)和生产到最 终需求的距离角度分别定义了生产阶段数(N)和上游度( upstream,U)。 Antras等(2012)从产品 部门到所有最终需求端的距离角度定义上游度(U),并论证其与 Fally(2012)的上游度是一致的 倪红福等(2016)将生产阶段数扩展到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并区分了国际和国内生产阶段数。倪红 福(2016)还在APL理论基础上,从增加值传递的角度,分别拓展定义了从产业部门到最终需求产业 部门(点对点)、产业部门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组(点对面)、产业部门组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面对 点)、产业部门组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组(面对面)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VAPL),并进一步发现广 义VAPL几乎囊括了已有文献中各种有关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指标1。wang等(2017)定义的 平均生产长度为在序贯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创造的增加值被计算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即累计的总 产出与相应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之比,或者增加值引致的总产出的倍数。该文还基于KWW(2014)、 wWZ(2013)的分解方法,把生产长度分解为纯国内部分、李嘉图贸易、GVC相关部分,从而可以进 步定义GVC生产长度。他们的研究发现:(1)Fall!(2012)研究发现生产长度变短的结论不具有代表 性,对于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日本具有一定适应性;(2)1995~2011年,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生产长 119(所有出口产品中隐含的服务业增加值)来看,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的 VAX_F/出口都大于１,如２０１１ 年中国服务业的 VAX_F/服务业出口为１７０％,比第二产业的相应比值(５４％)多１１６个百分点[１１],这 反映了服务业更多是作为制造业产品生产中的中间投入而实现间接出口的. ２．贸易增加值———出口的增加值分解 对于贸易增加值的直观理解是贸易中的增加值,可以简单理解为对传统全值出口按增加值来源 进行分解,即隐含在传统全值出口中不同来源和不同原因的增加值.上述的增加值出口是对最终需 求产品中隐含的增加值进行分解,而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是指对全值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成分和国外增 加值成分的分解.这样,出口中国内/国外增加值成分与增加值出口是两个既有联系又不同的概念. 虽然两个概念都测度了产品生产国的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但是出口中的国内成分不区分这些增加 值的最终吸收国.相比之下,增加值贸易依赖于该国的出口是如何被进口国使用和吸收的,增加值出 口是指一国生产而被另一国最终吸收的增加值. 实际上,Hummels等(２００１)利用单国(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 OECD 国家的垂直专业化值,就 是一种出口的国外成分的分解[５].近年来,涌现了大量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出口的增加值来源 分解.Koopman等(２０１４)(简写为 KWW(２０１４))中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方法,将以前 Hummels等 (２００１)、Johnson和 Noguera(２０１２)等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测度方法统一在一个逻辑框架下[１２].但是 KWW(２０１４)的总出口９项分解公式局限于国家层面,没有深入到部门层次.WWZ(２０１３)进一步把 总出口分解公式拓展到双边分部门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公式,形成 １６ 项部门层次的总出口分解公 式[１３].后续有关全球价值链的更细致分解方法以及位置测度指标,基本上是基于 KWW(２０１４)思路 的扩展,如张亚斌等(２０１５)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框架下,将国家行业部门层面的出口分解为５个部 分,这５个部分又进一步细分为９项[１４].我们认为,WWZ(２０１３)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对增加 值贸易进行的测算及分解方式基本上达到完善阶段. 此外,以上测度增加值出口以及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方法和思路,可以应用于分析要素(就业)、污 染物(碳排放)等出口及其分解.这只需要把增加值率向量变为单位产出碳排放(碳排放系数)、单位 产出就业人数等系数变量. (三)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和位置 随着全球价值链核算研究不断丰富并日益成熟,对全球价值链位置(或生产长度)的测度逐渐成 为研究热点.尽管我们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相关问题缺乏明确的定义和答案,但是仍然有很多文献 尝试开发出测度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投入产出模型方法.Dietzenbacher等(２００５)首次提出用平均传 递步长(averagepropagationlength,APL)来衡量生产网络体系中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距离(长度)或 者复杂程度[１５].随后Inomata(２００８)、Escaith和Inamata(２０１３)将其扩展到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框 架下的 APL [１６][１７].与此对应,Fally(２０１２)从生产阶段数(numberofproductionstages)和生产到最 终需求的距离角度分别定义了生产阶段数(N)和上游度(upstream,U)[７].Antras等(２０１２)从产品 部门到所有最终需求端的距离角度定义上游度(U),并论证其与 Fally(２０１２)的上游度是一致的[８]. 倪红福等(２０１６)将生产阶段数扩展到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并区分了国际和国内生产阶段数[１８].倪红 福(２０１６)还在 APL理论基础上,从增加值传递的角度,分别拓展定义了从产业部门到最终需求产业 部门(点对点)、产业部门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组(点对面)、产业部门组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面对 点)、产业部门组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组(面对面)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VAPL),并进一步发现广 义 VAPL几乎囊括了已有文献中各种有关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指标[１９].Wang等(２０１７)定义的 平均生产长度为在序贯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创造的增加值被计算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即累计的总 产出与相应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之比,或者增加值引致的总产出的倍数.该文还基于 KWW(２０１４)、 WWZ(２０１３)的分解方法,把生产长度分解为纯国内部分、李嘉图贸易、GVC相关部分,从而可以进一 步定义 GVC生产长度.他们的研究发现:(１)Fally(２０１２)研究发现生产长度变短的结论不具有代表 性,对于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日本具有一定适应性;(２)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生产长 １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