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季刊 第14卷 致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Jung等(2014)则借鉴 Biddle和 Hilary(2006)的框架研究 了会计信息质量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会计信息同样对劳动投资效率 产生了作用。具体表现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而提高劳动投资效率。Ben-Nasr和 Alshwer(2016)发现,公 司股价信息含量越高,劳动投资效率也越高。 许多国内文献研究了企业的政治联系对雇佣决策的影响。例如,曾庆生和陈信 (2006)发现,国家控股公司比非国家控股公司雇用了更多的员工,超额雇员和高 工资率导致国家控股公司的劳动成本更高。Kong等(2018)指出,在地方官员有晋 升动机时,当地企业会扩大雇佣规模或扭曲雇员结构,这些都损害了劳动投资效率。 李汇东等(201⑦)则发现,民营企业的雇佣规模也会受到政治千预的影响,主要通过 影响控股股东的间接方式千预企业的雇佣政策。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引入外部高管的 方式降低其超额雇佣(袁春生和唐松莲,2015)。王雄元等(2014)首次基于高阶理论研 究了高管特征对劳动力雇员的影响。他们发现,CEO权力较大的国有企业更可能超额 雇佣。与王雄元等(2014)不同,我们关心的是高管性别特征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 (二)女性高管与公司决策 随着 Hambrick和 Mason(1984)开创的高阶理论在经济学和公司治理领域的运 用,以及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上升,大量研究开始考察高管性别特征对企业 决策和公司治理的影响( Helfat等,2006)。心理学的理论研究表明,女性与男性在 伦理观和性格方面可能存在差异( Grimshaw,1986; Zuckerman,1994)。一方面, 女性更加具有人性关怀意识、更加关注社会关系的价值。与男性高管喜好竞争和目 标导向的工具性特征不同,女性高管在管理方式上更加注重合作与分享( Dezso等, 2012)。女性也更加注重关系培养,更倾向构建获得公众支持的关系网络( Marax 2000)。另一方面,女性在性格上通常偏于保守,更倾向于风险规避。这种差异可能 来自女性和男性生理上的差异( Zuckerman,1994),或者/以及来自社会文化的差异 ( Felton等,2003)。而上述伦理观和性格方面的差异可能对不同性别高管的决策行 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决策和治理 例如, Strom等(2014)发现,女性CEO掌舵的公司其经菅绩效更好,所在企业社 会绩效也更佳( Manner,2010)。 Adams和 Ferreria(2009)指出,董事会中女性董事 的比例越高,该公司董事会会议出勤率越高,而且CEO解聘与股价之间的敏感性也 越强。Gul等(2011)也发现,董事会中存在女性董事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胡志颖(2015)证实,聘任女性CEO的公司负债融资更少,其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融资 约東。祝继高等(2012)则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女性董事比率高的公司投资水平２８ 致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Jung等(２０１４)则借鉴 Biddle和 Hilary(２００６)的框架研究 了会计信息质量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会计信息同样对劳动投资效率 产生了作用.具体表现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而提高劳动投资效率.BenＧNasr和 Alshwer(２０１６)发现,公 司股价信息含量越高,劳动投资效率也越高. 许多国内文献研究了企业的政治联系对雇佣决策的影响.例如,曾庆生和陈信 元(２００６)发现,国家控股公司比非国家控股公司雇用了更多的员工,超额雇员和高 工资率导致国家控股公司的劳动成本更高.Kong等(２０１８)指出,在地方官员有晋 升动机时,当地企业会扩大雇佣规模或扭曲雇员结构,这些都损害了劳动投资效率. 李汇东等(２０１７)则发现,民营企业的雇佣规模也会受到政治干预的影响,主要通过 影响控股股东的间接方式干预企业的雇佣政策.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引入外部高管的 方式降低其超额雇佣(袁春生和唐松莲,２０１５).王雄元等(２０１４)首次基于高阶理论研 究了高管特征对劳动力雇员的影响.他们发现,CEO 权力较大的国有企业更可能超额 雇佣.与王雄元等(２０１４)不同,我们关心的是高管性别特征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 (二)女性高管与公司决策 随着 Hambrick和 Mason(１９８４)开创的高阶理论在经济学和公司治理领域的运 用,以及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上升,大量研究开始考察高管性别特征对企业 决策和公司治理的影响(Helfat等,２００６).心理学的理论研究表明,女性与男性在 伦理观和性格方面可能存在差异(Grimshaw,１９８６;Zuckerman,１９９４).一方面, 女性更加具有人性关怀意识、更加关注社会关系的价值.与男性高管喜好竞争和目 标导向的工具性特征不同,女性高管在管理方式上更加注重合作与分享(Dezso等, ２０１２).女性也更加注重关系培养,更倾向构建获得公众支持的关系网络(Marax, ２０００).另一方面,女性在性格上通常偏于保守,更倾向于风险规避.这种差异可能 来自女性和男性生理上的差异(Zuckerman,１９９４),或者/以及来自社会文化的差异 (Felton等,２００３).而上述伦理观和性格方面的差异可能对不同性别高管的决策行 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决策和治理. 例如,Strøm 等(２０１４)发现,女性 CEO 掌舵的公司其经营绩效更好,所在企业社 会绩效也更佳(Manner,２０１０).Adams和 Ferreria(２００９)指出,董事会中女性董事 的比例越高,该公司董事会会议出勤率越高,而且 CEO 解聘与股价之间的敏感性也 越强.Gul等(２０１１)也发现,董事会中存在女性董事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胡志颖(２０１５)证实,聘任女性 CEO 的公司负债融资更少,其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融资 约束.祝继高等(２０１２)则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女性董事比率高的公司投资水平 金 融 学 季 刊 第１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