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佩年代 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 籍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原先在新疆盛世才空军里做机械师的先生，在60年代初苏 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 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 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 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 基，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 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友善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 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 “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 帮”的“左”的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 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流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 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 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 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 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聆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 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 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 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三 十年的风风雨雨。 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在大学的这 20多年，我对现今大学在三中全会后取得的“进步”和所存在的“弊端”，都有 深切的感受。我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 艰辛的，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历史。 20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 近现代史是“历史学”。60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 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 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 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