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 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 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 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 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 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 制度一样被拋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 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 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 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 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 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 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 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 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 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 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 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 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 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 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 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些早先许诺的永 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 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 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它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 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 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 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 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 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 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 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 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 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 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 制度一样被拋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 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 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 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 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 种天才人物在 500 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 500 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 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 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 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 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 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 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 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 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 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326早先许诺的永 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 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 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它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 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 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 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 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 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