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 质问：为何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让三个标榜“国际主义”的社会主 义国家不惜兵戎相见？然而为他完成写作的思想准备的是，1972年被 苏哈托“流放”之后他长时间在知识上的尝试、转变与酝酿。 根据安德森的自述，苏哈托政权对他的“流放”虽然使他无法一如 既往地深人印尼社会进行田野研究，却也给他带来几个意想不到的好 处。首先，印尼研究的暂时中止使他有机会将目光转移到另一个东南 亚国家一泰国，而泰国这个未经殖民的君主立宪国几乎在每一方面都 和经过长期殖民才独立的共和制国家印尼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两个 “个案”(cses)的出现，使原本只埋首于印尼的安德森被迫开始作比 较性的思考，而这样的比较性思考，逐渐使他觉得有必要发展一个架构 来理解个案之间的异同。其次，由于已经无法从事田野的印尼研究， 安德森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字资料，尤其是印尼文学之上。通过研 读印尼文学，特别是伟大的印尼小说家普拉莫底亚·阿南达·托尔 (Pramoedya Ananta Toer)的作品，他开始注意到文学如何可能和“政治 的想象”(political imagination）发生关联，以及这个关联中蕴涵的丰富 的理论可能。[)就某种意义而言，苏哈托在1972年粗暴地将安德森驱 逐出境，反而将他从单一一个案的、深陷于具体细节的“微观式”研究中 解放出来，使他得以发展出一个比较的、理论性的以及较宏观的视野。 伟大的知识成就当然绝不会只得之于独裁者的愚昧而已。在1972 年以后这段从田野被“放逐”回学院的时期中，另一个事件更深刻地在 安德森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使“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坚定不移地纳入他的视野当中，这就是来自他的弟弟佩里·安德 森及其周边的新左评论集团知识分子对他的影响。佩里在1974年出版 了他的历史社会学杰作两部曲：《从古代通往封建主义之路》(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s)。这两部作品就时间而言上下涵盖近两千年，就空间 而言同时处理欧洲与欧洲以外地区不同社会的变迁，因此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称之为“严谨、细致的比较历史研究的模范”确实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