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新功能主义之后:行动、文化和市民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描述了从正统的功能主义向改造之后的新功能主义的转变,而且我 提出,后者已经在当代社会理论界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前面几章已经证明,到如今, 在理论和硏究程序两方面,新功能主义的著作已经大量涌现,它们对社会学领域内涉猎相当 广泛的专题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不过,我在第一章里也提到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成功,使得新功 能主义运动丧失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现在,帕森斯成了一个“经典”理论家,也就是说, 虽然他的理论可以继续充当传统的基础,但是它们却变得能以更加综合、折中和投机取巧的 方式来使用。受帕森斯原创性理论的视域和雄心的激励,新功能主义一直专注于吸纳相互冲 突的理论传统并发展出新的、更为综合的理论模式。虽然在这种努力中,“帕森斯的理论”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源泉,但实际上,他的理论并不比其他经典理论大师的主要贡献更为 重要,同样它也不能遮蔽一些当代思想家的真知灼见。也许,正是现在,在“帕森斯”理论 恢复了其地位之后,才有可能把他的理论跟其他的理论传统建设性地联接起来。在此过程中 超越理论的重建而走向理论的创新成为了要旨。在我自己的著作里面,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领 域,在其中这种超越新功能主义的动向正在出现 行动 帕森斯的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打破了行动者的实体意义。他并没有把个体描述为外在于 他们自身的“社会”的参与者,而是采取了一种分析的视角,认为行动者和社会跟我们肉眼 所见的具体形象大不相同。它们实际上是由不同的层次、模式化的意义(文化系统)、心理 需求(人格系统)以及对互动与制度的迫切要求(社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在早期,帕森 斯就是利用这个三系统的模式,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现已为人熟知的微观与宏观的联系上。他 相信,行动者并非个体本身,而是形式多样的经过社会化而进入角色关系并取得身份的文化 模式的具体体现。同样,组织也跟韦伯所说的反主体性的“铁笼”截然不同,它们是社会化 的动机和文化模式交互作用并形成依情境而定的特殊规范的场所,这些规范使得功能上不可 或缺的角色能够彼此相互满足 在我看来,这个“三系统模式”是对社会思想的一个永久性贡献。帕森斯恰当地用这种 方式消解了实体的行动者。这种解构为主体性和客体性、自我和社会、文化和需求之间的相 互贯通提供了渠道。实际上,在今天的社会科学议程中,这些洞见仍然有重要的意义。比如 当代女权主义对性别歧视总是要么解释成男性家长制权力的结果,要么解释为一种心理的扭 曲,而很少提到在两性之间无疑都存在着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在文化上的解释(参见布洛 克1993年的评论,以及拉腊1998年的著作)。宏观社会学,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代的,都 总是把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文化的结构简单地视为权力的网络,把它们视为既非由意义也 非由动机建构起来的组织,而是由于身体的接近和资源的充备而形成的组织(参见艾森斯塔 德1989年的评论)。就文化研究来说,它也总是要么把文化当作在一定意义上“外在于”实 体行动者的强制力,要么就依照福科的观点,把制度性权力的结构等同于文化知识的结构, 并把作为独立力量的行动者排斥出去 不过,现在已经很明显,这种解构并不能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创造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 关联。尽管帕森斯提出了一个可信的贯通文化、社会和心理的一般模式,但他却没有给出此 类行动的说明,亦即,他没有对具体、生动和鲜活的、在时间和空间中实践的行动者做出说 本文选自JC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及其后》第9章,第258-282页,译林出版社,2003年,南京。 1布迪厄试图一举完成这三种简化论(参见亚历山大,1995)14.1 新功能主义之后：行动、文化和市民*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描述了从正统的功能主义向改造之后的新功能主义的转变，而且我 提出，后者已经在当代社会理论界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前面几章已经证明，到如今， 在理论和研究程序两方面，新功能主义的著作已经大量涌现，它们对社会学领域内涉猎相当 广泛的专题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不过，我在第一章里也提到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成功，使得新功 能主义运动丧失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现在，帕森斯成了一个“经典”理论家，也就是说， 虽然他的理论可以继续充当传统的基础，但是它们却变得能以更加综合、折中和投机取巧的 方式来使用。受帕森斯原创性理论的视域和雄心的激励，新功能主义一直专注于吸纳相互冲 突的理论传统并发展出新的、更为综合的理论模式。虽然在这种努力中，“帕森斯的理论”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源泉，但实际上，他的理论并不比其他经典理论大师的主要贡献更为 重要，同样它也不能遮蔽一些当代思想家的真知灼见。也许，正是现在，在“帕森斯”理论 恢复了其地位之后，才有可能把他的理论跟其他的理论传统建设性地联接起来。在此过程中， 超越理论的重建而走向理论的创新成为了要旨。在我自己的著作里面，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领 域，在其中这种超越新功能主义的动向正在出现。 行动 帕森斯的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打破了行动者的实体意义。他并没有把个体描述为外在于 他们自身的“社会”的参与者，而是采取了一种分析的视角，认为行动者和社会跟我们肉眼 所见的具体形象大不相同。它们实际上是由不同的层次、模式化的意义（文化系统）、心理 需求（人格系统）以及对互动与制度的迫切要求（社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在早期，帕森 斯就是利用这个三系统的模式，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现已为人熟知的微观与宏观的联系上。他 相信，行动者并非个体本身，而是形式多样的经过社会化而进入角色关系并取得身份的文化 模式的具体体现。同样，组织也跟韦伯所说的反主体性的“铁笼”截然不同，它们是社会化 的动机和文化模式交互作用并形成依情境而定的特殊规范的场所，这些规范使得功能上不可 或缺的角色能够彼此相互满足。 在我看来，这个“三系统模式”是对社会思想的一个永久性贡献。帕森斯恰当地用这种 方式消解了实体的行动者。这种解构为主体性和客体性、自我和社会、文化和需求之间的相 互贯通提供了渠道。实际上，在今天的社会科学议程中，这些洞见仍然有重要的意义。比如， 当代女权主义对性别歧视总是要么解释成男性家长制权力的结果，要么解释为一种心理的扭 曲，而很少提到在两性之间无疑都存在着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在文化上的解释（参见布洛 克 1993 年的评论，以及拉腊 1998 年的著作）。宏观社会学，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代的，都 总是把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文化的结构简单地视为权力的网络，把它们视为既非由意义也 非由动机建构起来的组织，而是由于身体的接近和资源的充备而形成的组织（参见艾森斯塔 德 1989 年的评论）。就文化研究来说，它也总是要么把文化当作在一定意义上“外在于”实 体行动者的强制力，要么就依照福科的观点，把制度性权力的结构等同于文化知识的结构， 并把作为独立力量的行动者排斥出去。1 不过，现在已经很明显，这种解构并不能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创造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 关联。尽管帕森斯提出了一个可信的贯通文化、社会和心理的一般模式，但他却没有给出此 类行动的说明，亦即，他没有对具体、生动和鲜活的、在时间和空间中实践的行动者做出说 * 本文选自 J.C.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及其后》第 9 章，第 258-282 页，译林出版社，2003 年，南京。 1 布迪厄试图一举完成这三种简化论（参见亚历山大，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