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帕森斯所创立的是一个解释行动之微观基础的强制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不过,在建构 其理论的时候,他忽略了其中的互动所演化出来的秩序(罗尔斯,1987)。帕森斯建立其三 系统理论,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微观”革 命尚在襁褓之中。因此,当革命在五十年代末发生的时候,他也没有修改他的理论, 微观理论家强调社会化的自我是行动理论必然的起点,而不是其结果。比如,布鲁默认 为,行动者总是把他们自己当做一个客体。戈夫曼指出对价值的遵从不仅是社会化的结果, 也是一种表意性选择:理想化为行动者赢得了信任和空间去建构他们需要的行动轨迹。同样, 加芬克尔也关注内化的价值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问题,他相信由于行动者接受价值的存 在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展现它们,因此价值变成了可操作的,并且变得很重要。霍曼斯也认 为价值是一个常量,而变量只是交换的条件。个体正是把这些不同的资源带人了相互讨价还 价的情境之中,突现的社会生活就是在这些情境中得以表现的 对这些观点,帕森斯不会接受。他既不欣赏这些深刻的洞见,也不承认它们潜在的深远 意义,这种抵触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在微观革命之后,宏大的社会理论就不得不有所改变 新的微观理论促进了宏观社会学理论新的重要发展。科林斯和吉登斯后期的观点就深受常人 方法学和戈夫曼的影响。受语言行为理论的影响并吸收了生活世界( Lebenswelt)哲学,哈 贝马斯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图伦对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运动的性质的解释则是受行动理论的 启发,布迪厄的理论得益于现象学,科莱曼和埃尔斯特则是从理性选择理论汲取了养分。事 实上,正是这种理论的交叉决定了社会学新的理论发展运动。 我自己对微观与宏观相关联的构思(如亚历山大等,1987)要归功于近来一般理论所取 得的进展。不过,我仍然对它们极为不满。它们避开了帕森斯解构的企图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但是它们却没有吸取他的理论贡献。2在关注行动的时候,他们只是以一种实体的方式构想 行动者。而现在,行动理论的挑战是超越这一立场:即去解释本身被分析性构思出来的行动 者之间的具体的、经验的互动可能性 如果翻阅一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以来阐述一般社会学理论新运动的文章和著作 我们会发现一种强烈的倾向,即把行动者( actors,行动的人)等同于能动性( agency,人 的自由、自由意志)和能动者( agents,按自由意志行动的人)。我主张,这是混淆了“能 动性”和“行动者”的结果。3这是一种并合,它为那些其研究已经为我所称道的反帕森斯 的微观社会学家提供了研究的起点。不过,如果要争辩,人们可以说对这些战后理论发展的 第二个阶段中的理论家而言,把能动性和行动者合二为一是必然而且有价值的错误:无疑, 这是一个促成了一些最有成就的作品得以产生的错误。可问题是,这种实体的研究路径已经 被用于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那些力图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关联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家 不再进行反对宏观和分析性理论的争辩,而是在继续这种实体研究。 从新马克思主义到理性选择理论,从新建构的冲突模式到社会运动和实践理论,都可以 看到行动者和能动性的这种既能带来高产但在根本上又具有误导性的合并的危险痕迹。一方 面,无论是存在于个体(霍曼斯)还是集体(图伦),能动性都被等同于英雄般控制一切的 行动者:而另一方面,面对这个行动者,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形象,是宏观的秩序,像一个 自我再生的、“不客气的用户”的系统,亦即一个既没有行动者也没有能动性的秩序 吉登斯在声称“行动者依靠结构元素”的时候,背后所蕴涵的恰是这样的含义。换句话 说,行动者本身不是社会结构,而是能动者。在他们的行动过程中,这些被假定为非结构性 的能动者要以外在于他们本身的客体、社会结构为参照。为明确起见,吉登斯把后者界定为 “规则”’,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它们是资源,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从本体论上是主观而非 2莫泽利斯在最近重新思考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时一一他把它描述为“制度和形态结构的关联”一—做 了几平相同的抱怨。他认为,“我们应该把今天的理论社会学发生的一切跟帕森斯的:基础性,贡献联系起 来”,“因此应该同意,目前最流行的趋势是不能够准确理解帕森斯的所有著述什么是正面的、有用的”。明。帕森斯所创立的是一个解释行动之微观基础的强制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不过，在建构 其理论的时候，他忽略了其中的互动所演化出来的秩序（罗尔斯，1987）。帕森斯建立其三 系统理论，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微观”革 命尚在襁褓之中。因此，当革命在五十年代末发生的时候，他也没有修改他的理论。 微观理论家强调社会化的自我是行动理论必然的起点，而不是其结果。比如，布鲁默认 为，行动者总是把他们自己当做一个客体。戈夫曼指出对价值的遵从不仅是社会化的结果， 也是一种表意性选择：理想化为行动者赢得了信任和空间去建构他们需要的行动轨迹。同样， 加芬克尔也关注内化的价值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问题，他相信由于行动者接受价值的存 在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展现它们，因此价值变成了可操作的，并且变得很重要。霍曼斯也认 为价值是一个常量，而变量只是交换的条件。个体正是把这些不同的资源带人了相互讨价还 价的情境之中，突现的社会生活就是在这些情境中得以表现的。 对这些观点，帕森斯不会接受。他既不欣赏这些深刻的洞见，也不承认它们潜在的深远 意义，这种抵触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在微观革命之后，宏大的社会理论就不得不有所改变。 新的微观理论促进了宏观社会学理论新的重要发展。科林斯和吉登斯后期的观点就深受常人 方法学和戈夫曼的影响。受语言行为理论的影响并吸收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哲学，哈 贝马斯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图伦对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运动的性质的解释则是受行动理论的 启发，布迪厄的理论得益于现象学，科莱曼和埃尔斯特则是从理性选择理论汲取了养分。事 实上，正是这种理论的交叉决定了社会学新的理论发展运动。 我自己对微观与宏观相关联的构思（如亚历山大等，1987）要归功于近来一般理论所取 得的进展。不过，我仍然对它们极为不满。它们避开了帕森斯解构的企图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但是它们却没有吸取他的理论贡献。2在关注行动的时候，他们只是以一种实体的方式构想 行动者。而现在，行动理论的挑战是超越这一立场：即去解释本身被分析性构思出来的行动 者之间的具体的、经验的互动可能性。 如果翻阅一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以来阐述一般社会学理论新运动的文章和著作， 我们会发现一种强烈的倾向，即把行动者（actors，行动的人）等同于能动性（agency，人 的自由、自由意志）和能动者（agents，按自由意志行动的人）。我主张，这是混淆了“能 动性”和“行动者”的结果。3这是一种并合，它为那些其研究已经为我所称道的反帕森斯 的微观社会学家提供了研究的起点。不过，如果要争辩，人们可以说对这些战后理论发展的 第二个阶段中的理论家而言，把能动性和行动者合二为一是必然而且有价值的错误；无疑， 这是一个促成了一些最有成就的作品得以产生的错误。可问题是，这种实体的研究路径已经 被用于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那些力图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关联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家， 不再进行反对宏观和分析性理论的争辩，而是在继续这种实体研究。 从新马克思主义到理性选择理论，从新建构的冲突模式到社会运动和实践理论，都可以 看到行动者和能动性的这种既能带来高产但在根本上又具有误导性的合并的危险痕迹。一方 面，无论是存在于个体（霍曼斯）还是集体（图伦），能动性都被等同于英雄般控制一切的 行动者；而另一方面，面对这个行动者，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形象，是宏观的秩序，像一个 自我再生的、“不客气的用户”的系统，亦即一个既没有行动者也没有能动性的秩序。 吉登斯在声称“行动者依靠结构元素”的时候，背后所蕴涵的恰是这样的含义。换句话 说，行动者本身不是社会结构，而是能动者。在他们的行动过程中，这些被假定为非结构性 的能动者要以外在于他们本身的客体、社会结构为参照。为明确起见，吉登斯把后者界定为 “规则”，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它们是资源，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从本体论上是主观而非。 2 莫泽利斯在最近重新思考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时——他把它描述为“制度和形态结构的关联”——做 了几平相同的抱怨。他认为，“我们应该把今天的理论社会学发生的一切跟帕森斯的：基础性，贡献联系起 来”，“因此应该同意，目前最流行的趋势是不能够准确理解帕森斯的所有著述什么是正面的、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