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使用“民间社会”这字眼时,东西方的思想家所要主张的,并不止于国家社会两 不干涉,他们还想召唤历史上的某种力量,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的运作,来组成一种政治运动 模式。因而“民间社会”的主要论点有二:一、民间社会已经存在于西方:二、当前的民间 社会,是几百年来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果。此二说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要正确地予以把握 则必须修正“民间社会”的含义。结果,我们发现,“民间社会”是一个比我们最先设想远 为复杂和多面的概念。其中的微言奥意,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因为它们会影响上述政治运动 模式的建构,而这政治运动,又正是我们未来数十年所将悉力以赴的 先讨论第一个论点:“民间社会”已经存在于西方。不错,在西方社会,存在着一个民 间团体所构成的网络,这些团体不受国家的支配,而又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然而,这 些民间团体被吸纳到国家机器里,已成为一种趋势,即步向所谓“社团主义”( corporatism) 的趋势。(人们说起社团主义时,常带有讽刺的语调,因为这字眼源起于法西斯时代的意大 利)。在瑞典、荷兰、西德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吸纳了工会、雇主协会之 类的组织,参与政府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说民间团体“被吸纳到国家机器里”也许是一面 之辞,另一些人会认为这是政府的独立性被特殊利益侵夺。但实际的结果是:社会和国家互 相交织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就政策制定的权力和动态而言,划分国家与社会并不能反映二 者的重要分别。政府和民间团体所拉拢和负责的对象,是同一个公众。举例而言,国家收入 政策的问题,既可由劳方、资方以及政府进行三方谈判;也可以在国会中进行辩论,而劳方 由社会民主党代表,资方则由保守党代表。事实上,这两个谈判和辩论的场所大体上是互补 的:因而有关“社会团体”的问题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表达:有多少关键的谈判是在国会之 外进行的? 当然,西方社会的民间团体中,有许多并没有参与社团主义式的谈判,其中一部分能 够通过游说或社会行动影响决策,而其他则非常弱小,容易被忽略。但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的 民主制度中,被卷入社团主义的趋势的,主要是前一类有潜在势力的民间团体。它们越来越 被吸纳到政策制定的过程里。对于民主政府来说,决策前先行咨询是有道理的,如此不仅能 够决定哪套政策最受欢迎,而且还可以软化利益受损一方的反抗,因为这一方至少会感到政 府已听取过他们的意见,将来也还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种治理方式,遭到了左右翼的严厉谴责。但双方各自能否提供可行的另类模式呢? 这就不太清楚了。右翼的批评主要见于英语国家,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便是最著名的鼓动者。她的确打破了从前保守党和工党领袖所理解的游戏规则。 从前属于用谈判解决的范围,被她引进一种冲突政治。她的支持者说:工会在英国社会中称 霸,要挑战这局面,非如此不可。她必须发动一场战争,而以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惨烈 役告终。但战争的结果一般总是建基于新基础的和平。在民主社会,政府是不能长期以冲突 作为其统治方式的。撒切尔夫人正如其他政治领袖一样,似乎往往反被自己早期的成功所困, 她打算继续下去,挑战特殊利益阶层—一不久轮到法律界。然而她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就 表示,民主制度下的选民并不喜欢年复一年地接受这种统治。在加拿大,一种类似的厌战气 氛也弥漫于特鲁多( Trudeau)政府的末年 当然,右翼政客如撒切尔夫人者,理论上是不会赞同永远冲突的。当已经对付了特殊 利益后,她便部署一种新的退却,并将不少企业和社会服务私营化。在政府的细心的策划下 许多事情政府已不再干预了,私营化便是其中一步。国家和社会各从其事,各走各路。这得 到右翼的热烈拥护,因为他们相信纯粹的市场力量的功用。 但我认为,如果你不认同右翼的道德观,则事实上,右翼人士的希望是乌托邦一一或 者是噩梦。我相信,允许政府与社会共处而不相协调的危险实在太多了。在二十世纪晩期, 真正成功的经济绝对是“社团主义”的经济,如德国和日本。以为能靠其他的道路在世界市 场中竞争成功,似乎是盎格鲁一一萨克逊国家的带有怀旧色彩的幻想。它们还记着先前的但在使用“民间社会”这字眼时，东西方的思想家所要主张的，并不止于国家社会两 不干涉，他们还想召唤历史上的某种力量，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的运作，来组成一种政治运动 模式。因而“民间社会”的主要论点有二：一、民间社会已经存在于西方；二、当前的民间 社会，是几百年来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果。此二说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要正确地予以把握， 则必须修正“民间社会”的含义。结果，我们发现，“民间社会”是一个比我们最先设想远 为复杂和多面的概念。其中的微言奥意，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因为它们会影响上述政治运动 模式的建构，而这政治运动，又正是我们未来数十年所将悉力以赴的。 先讨论第一个论点：“民间社会”已经存在于西方。不错，在西方社会，存在着一个民 间团体所构成的网络，这些团体不受国家的支配，而又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然而，这 些民间团体被吸纳到国家机器里，已成为一种趋势，即步向所谓“社团主义”（corporatism） 的趋势。（人们说起社团主义时，常带有讽刺的语调，因为这字眼源起于法西斯时代的意大 利）。在瑞典、荷兰、西德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吸纳了工会、雇主协会之 类的组织，参与政府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说民间团体“被吸纳到国家机器里”也许是一面 之辞，另一些人会认为这是政府的独立性被特殊利益侵夺。但实际的结果是：社会和国家互 相交织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就政策制定的权力和动态而言，划分国家与社会并不能反映二 者的重要分别。政府和民间团体所拉拢和负责的对象，是同一个公众。举例而言，国家收入 政策的问题，既可由劳方、资方以及政府进行三方谈判；也可以在国会中进行辩论，而劳方 由社会民主党代表，资方则由保守党代表。事实上，这两个谈判和辩论的场所大体上是互补 的：因而有关“社会团体”的问题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表达：有多少关键的谈判是在国会之 外进行的？ 当然，西方社会的民间团体中，有许多并没有参与社团主义式的谈判，其中一部分能 够通过游说或社会行动影响决策，而其他则非常弱小，容易被忽略。但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的 民主制度中，被卷入社团主义的趋势的，主要是前一类有潜在势力的民间团体。它们越来越 被吸纳到政策制定的过程里。对于民主政府来说，决策前先行咨询是有道理的，如此不仅能 够决定哪套政策最受欢迎，而且还可以软化利益受损一方的反抗，因为这一方至少会感到政 府已听取过他们的意见，将来也还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种治理方式，遭到了左右翼的严厉谴责。但双方各自能否提供可行的另类模式呢？ 这就不太清楚了。右翼的批评主要见于英语国家，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便是最著名的鼓动者。她的确打破了从前保守党和工党领袖所理解的游戏规则。 从前属于用谈判解决的范围，被她引进一种冲突政治。她的支持者说：工会在英国社会中称 霸，要挑战这局面，非如此不可。她必须发动一场战争，而以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惨烈一 役告终。但战争的结果一般总是建基于新基础的和平。在民主社会，政府是不能长期以冲突 作为其统治方式的。撒切尔夫人正如其他政治领袖一样，似乎往往反被自己早期的成功所困， 她打算继续下去，挑战特殊利益阶层——不久轮到法律界。然而她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就 表示，民主制度下的选民并不喜欢年复一年地接受这种统治。在加拿大，一种类似的厌战气 氛也弥漫于特鲁多（Trudeau）政府的末年。 当然，右翼政客如撒切尔夫人者，理论上是不会赞同永远冲突的。当已经对付了特殊 利益后，她便部署一种新的退却，并将不少企业和社会服务私营化。在政府的细心的策划下， 许多事情政府已不再干预了，私营化便是其中一步。国家和社会各从其事，各走各路。这得 到右翼的热烈拥护，因为他们相信纯粹的市场力量的功用。 但我认为，如果你不认同右翼的道德观，则事实上，右翼人士的希望是乌托邦——或 者是噩梦。我相信，允许政府与社会共处而不相协调的危险实在太多了。在二十世纪晚期， 真正成功的经济绝对是“社团主义”的经济，如德国和日本。以为能靠其他的道路在世界市 场中竞争成功，似乎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带有怀旧色彩的幻想。它们还记着先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