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不同类型的全人格保证环环相扣、层层相联地形成网状结构，将使信任更不容易被践踏， 使信任作为行动规则的正当性以及作为社会资本的可能性更有可能获取广泛的认可。 于是人们势必倾向于采取自我呈现信任一一或者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赢得对方信任，或 者通过积极沟通的方式消除对方的猜忌，或者在匿名化的公共场合通过假装不关心的礼仪来 消除对方的戒备、恐惧以及敌意一一的行为策略，并通过以诚相待的良性循环来共同摆脱不 信或者失信所带来的复杂性负担。人们也会发现，通过信任的期待来换取合作的行为，在很 多场合都是有效率的。在这样的延长线上，人们或多或少还可以找到与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 论、或者帕特南的社会性资本论进行对话的一些契机。 然而，以关系网络为前提条件的信任，势必因“关系距离”[57]或者“关系类型”[58] 而有浓淡厚薄的差异。即使采取自我呈现信任的行为策略，也分为高夫曼(Erving Goffman) 所说的台前亮扮相与台后露真相这样不同的层面[59]，具体表现为对亲人完全信任，对友人 比较信任，对熟人有条件信任，对外人基本上不信任等区别对待。因此也可以说，福山在《信 任一一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里把中国归类为一个与法国、意大利同样“信任度低”的 国家，有其片面性，没有看到问题的全部。他的着眼点是以陌生人关系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分工合作中的诚实信用，包括亲族关系在内的多层多样的信任度都被排除 在评判的视野之外[60].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仅指出普遍信任度低，也仍然不失其意义。 因为偏重特殊信任而缺乏普遍信任的状态很容易导致社会公共诚信危机，特别是因政治权力 放弃“容隐”原则、鼓励亲友揭发而加深人们相互怀疑和猜忌之后，各自采取过剩防卫的策 略势必导致整体性道德滑坡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发生，结果特殊信任的范围也会变得越来越窄 [61. 有必要指出，有些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往往显示中国人的普遍信任度很高，与理论命题 和许多人在现实中的经验、直觉频不相同，怎样解释这样的调查结果就成为学者之间争论的 热点之一[62). 例如我曾经在1990年代参加过政治学者三宅一郎教授（代表）和社会学者真锅一史教 授主持的关于中国市民价值观的共同研究项目，分别在93年（全国6个城市，N=1921,有 效回收率87.3%)和96年（北京市8个区，N=748,有效回收率51.9%）进行过两次问卷调 查。第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各地市民对军队的信任极强（在回答总数中占84.5%），其中采 取“非常值得信赖”选项的意见比率在北京市最高，占38.8%。与此相比较，对警察的信任 度则低得太多（只占56.6%），在内地、边境城市尤其如此[631.就对政府的信任而言，根据 《中国政治手册》编辑部在87年进行的“中国市民政治心理调查”（全国7大区，N=3221, 有效回收率64.4%)，68.93%的被调查者回答信任政府，而不信任的比率是22.05%[64]；但在 我和三宅教授等做的93年调查的资料中，对政府的信任度略有上升，达到70.7%，而不信 任的比率却大幅度下降成为6.9%（不信任感最强的人群依次为学生21.7%、个体户11.5%、 企业管理者10.7%)[65]，六年间发生这么大的态度转变的确很费解。96年调查结果表明， 在国家机关里最受信任的仍然是军队（超过80%），其次是政府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均 为66%)，比较不受信任的是警察以及检察和审判机关（在50%线上），尤其是对司法的不信 任显得很突出[66].对一般的他人的信任度不到50%，对家人的信任度达到99%。 能不能仅凭以上数据就断定普遍信任很高？ 我认为在进行判断之际，应该慎重掂量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调查方法是否有利于保 障结果的真实可靠？如果不是随机抽样，或者随机抽样的构成与母集团的构成不对应，都有 可能出现以偏概全的偏颇。上述93年和96年的两次问卷的填写，是由调查员上门当面进行 的，很类似采取非匿名投票方式的政治信任表决。在涉及敏感问题的回答上，被调查人的选 择势必受到他对后果判断的影响；不言而喻，言论自由度越低，就越无法了解真实想法。其 次，设问内容是否避免了心理暗示和答案诱导的缺陷？对问题中的概念理解会不会发生歧义？7 种不同类型的全人格保证环环相扣、层层相联地形成网状结构，将使信任更不容易被践踏， 使信任作为行动规则的正当性以及作为社会资本的可能性更有可能获取广泛的认可。 于是人们势必倾向于采取自我呈现信任――或者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赢得对方信任，或 者通过积极沟通的方式消除对方的猜忌，或者在匿名化的公共场合通过假装不关心的礼仪来 消除对方的戒备、恐惧以及敌意――的行为策略，并通过以诚相待的良性循环来共同摆脱不 信或者失信所带来的复杂性负担。人们也会发现，通过信任的期待来换取合作的行为，在很 多场合都是有效率的。在这样的延长线上，人们或多或少还可以找到与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 论、或者帕特南的社会性资本论进行对话的一些契机。 然而，以关系网络为前提条件的信任，势必因“关系距离”[57]或者“关系类型”[58] 而有浓淡厚薄的差异。即使采取自我呈现信任的行为策略，也分为高夫曼（Erving Goffman） 所说的台前亮扮相与台后露真相这样不同的层面[59]，具体表现为对亲人完全信任，对友人 比较信任，对熟人有条件信任，对外人基本上不信任等区别对待。因此也可以说，福山在《信 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里把中国归类为一个与法国、意大利同样“信任度低”的 国家，有其片面性，没有看到问题的全部。他的着眼点是以陌生人关系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分工合作中的诚实信用，包括亲族关系在内的多层多样的信任度都被排除 在评判的视野之外[60].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仅指出普遍信任度低，也仍然不失其意义。 因为偏重特殊信任而缺乏普遍信任的状态很容易导致社会公共诚信危机，特别是因政治权力 放弃“容隐”原则、鼓励亲友揭发而加深人们相互怀疑和猜忌之后，各自采取过剩防卫的策 略势必导致整体性道德滑坡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发生，结果特殊信任的范围也会变得越来越窄 [61]. 有必要指出，有些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往往显示中国人的普遍信任度很高，与理论命题 和许多人在现实中的经验、直觉颇不相同，怎样解释这样的调查结果就成为学者之间争论的 热点之一[62]. 例如我曾经在 1990 年代参加过政治学者三宅一郎教授（代表）和社会学者真锅一史教 授主持的关于中国市民价值观的共同研究项目，分别在 93 年（全国 6 个城市，N =1921，有 效回收率 87.3%）和 96 年（北京市 8 个区，N =748，有效回收率 51.9%）进行过两次问卷调 查。第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各地市民对军队的信任极强（在回答总数中占 84.5%），其中采 取“非常值得信赖”选项的意见比率在北京市最高，占 38.8%。与此相比较，对警察的信任 度则低得太多（只占 56.6%），在内地、边境城市尤其如此[63].就对政府的信任而言，根据 《中国政治手册》编辑部在 87 年进行的“中国市民政治心理调查”（全国 7 大区，N =3221， 有效回收率 64.4%），68.93%的被调查者回答信任政府，而不信任的比率是 22.05%[64];但在 我和三宅教授等做的 93 年调查的资料中，对政府的信任度略有上升，达到 70.7%，而不信 任的比率却大幅度下降成为 6.9%（不信任感最强的人群依次为学生 21.7%、个体户 11.5%、 企业管理者 10.7%）[65]，六年间发生这么大的态度转变的确很费解。96 年调查结果表明， 在国家机关里最受信任的仍然是军队（超过 80%），其次是政府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均 为 66%），比较不受信任的是警察以及检察和审判机关（在 50%线上），尤其是对司法的不信 任显得很突出[66].对一般的他人的信任度不到 50%，对家人的信任度达到 99%。 能不能仅凭以上数据就断定普遍信任很高？ 我认为在进行判断之际，应该慎重掂量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调查方法是否有利于保 障结果的真实可靠？如果不是随机抽样，或者随机抽样的构成与母集团的构成不对应，都有 可能出现以偏概全的偏颇。上述 93 年和 96 年的两次问卷的填写，是由调查员上门当面进行 的，很类似采取非匿名投票方式的政治信任表决。在涉及敏感问题的回答上，被调查人的选 择势必受到他对后果判断的影响;不言而喻，言论自由度越低，就越无法了解真实想法。其 次，设问内容是否避免了心理暗示和答案诱导的缺陷？对问题中的概念理解会不会发生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