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 美因研究 中国”的谴责的回应，而非一份要对中国进行长期“经营”或“颠覆”的宣 言。如果不顾文件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仅依据文本进行生硬的解读，难 免自说自话之嫌。 另一种倾向是，研究者完全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框架或政治价值取向， 脱离上下文，对文件断章取义。美国的外交史学家罗伯特·麦道克斯 (Robert Maddox)曾对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新左派”的所有研究成果对照 原始文件检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修正派”，即“新左派”学者，或是出 于各自的政治价值观，或是由于各自政治信仰而指导的“概念先行”，在使用 美国外交档案文献时，只关注文献中涉及经济利益驱动的“证据”，而对其他 的考虑视而不见，结果犯了学术方法论上的简约错误。② 第七，应注重文件产生过程中的机构“博弈”过程。 现存研究成果表明，诸如个人、机构、政党、政治势力、政治思潮、“亚社 会政治”等因素在美国的国防与对外政策的制订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特别是机构政治（也称官僚政治），几乎直接指导外交与国防政策的制订与 执行行为。根据政治学家艾利森(Graham T.Allison)对肯尼迪政府应对 “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过程的分析，各个参与政策制订的部门的首脑（包括政 治任命的和非政治任命的)为了凸现各自的重要性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配 置，不遗余力地提升政策影响力，以致某项政策的出台成为官僚机构相互斗 争的结果。③ 从某种意义上看，1950年4月形成的NSC68号文件，也带有明显的官 僚机构争斗的痕迹。由于彼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仍然较为松散，加上杜鲁 门并不十分看重该机构的战略决策作用，国务院与新建的国防部之间争夺 制订冷战战略的主导权的斗争就显得十分激烈。刚刚主政国务院政策计划 署的保罗·尼兹(Paul Nitze),为了抵挡国防部长约翰逊的压力，不得不在 组织撰写NSC-68号文件时“表面上”体现“军政共议”。例如，他在以政策 D Nancy Bernkopf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 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 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2Robert Maddox,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③ Graham T.Allison,Essence in Decision Making: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 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htrp://©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的谴责的回应 , 而非一份要对中国进行长期“经营”或“颠覆”的宣 言。①如果不顾文件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 ,仅依据文本进行生硬的解读 ,难 免自说自话之嫌。 另一种倾向是 ,研究者完全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框架或政治价值取向 , 脱离上下文 ,对文件断章取义。美国的外交史学家罗伯特 ·麦道克斯 (Robert Maddox) 曾对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新左派”的所有研究成果对照 原始文件检查。结果发现 ,几乎所有的“修正派”,即“新左派”学者 ,或是出 于各自的政治价值观 ,或是由于各自政治信仰而指导的“概念先行”,在使用 美国外交档案文献时 ,只关注文献中涉及经济利益驱动的“证据”,而对其他 的考虑视而不见 ,结果犯了学术方法论上的简约错误。② 第七 ,应注重文件产生过程中的机构“博弈”过程。 现存研究成果表明 ,诸如个人、机构、政党、政治势力、政治思潮、“亚社 会政治”等因素在美国的国防与对外政策的制订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特别是机构政治(也称官僚政治) ,几乎直接指导外交与国防政策的制订与 执行行为。根据政治学家艾利森 ( Graham T. Allison) 对肯尼迪政府应对 “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过程的分析 ,各个参与政策制订的部门的首脑(包括政 治任命的和非政治任命的) 为了凸现各自的重要性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配 置 ,不遗余力地提升政策影响力 ,以致某项政策的出台成为官僚机构相互斗 争的结果。③ 从某种意义上看 ,1950 年 4 月形成的 NSC68 号文件 ,也带有明显的官 僚机构争斗的痕迹。由于彼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仍然较为松散 ,加上杜鲁 门并不十分看重该机构的战略决策作用 ,国务院与新建的国防部之间争夺 制订冷战战略的主导权的斗争就显得十分激烈。刚刚主政国务院政策计划 署的保罗 ·尼兹 (Paul Nitze) ,为了抵挡国防部长约翰逊的压力 ,不得不在 组织撰写 NSC - 68 号文件时“表面上”体现“军政共议”。例如 ,他在以政策 ·146 ·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Nancy Bernkopf Tucker , Patterns in the Dust : Chinese2A 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2 tion Controversy , 1949～1950 (New York ,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Robert Maddox , The New L e f t and the Ori gins of the Col d W ar (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3) . Graham T. Allison , Essence in Decision M aking : Ex 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2 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