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钱泳《履园谭诗》对袁枚、沈徳潜诗论产生的不同影响作比较道:宗伯(沈德潜)专讲格律,太史(袁枚)专取性 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由此可见袁枚诗论对促 进清诗繁荣的积极作用。有《小仓山房集》《子不语》,论诗专著《随园诗话》《续诗品》等。 杨诚斋曰:“以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 天才不办。”1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 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2,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于 《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曰:“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3诗在骨不在格也。 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4。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真。须知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 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余学遗山5,论诗一绝云:“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娸。我奉 渔洋如貌执6,不相菲薄不相师 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 诗境最宽,有学土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 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 卷三 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而贱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以两物论,狐貉贵厚,鲛绡贵薄7;以 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 薄,俱为名家。犹之论交,谓深人难交8,不知浅人亦正难交。 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篇》至 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余续司空表圣 诗品》,第三首便曰《博习》,言诗之必根于学,所谓不从糟粕,安得精英是也9。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 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未一首 云:天涯有客号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10 卷五 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 卷十 袁枚诗论的核心是性灵说”,而"性灵说的基本要素一是"真",二是“巧,所谓干古文章传真不传伪、“传巧不传 拙”(见《钱玙沙先生诗序》)。“真"与巧相结合,便是袁枚所推崇的妙旳的诗境。 站在"性灵说"的立场上,袁枚对清代其他几派诗歌主张都作了批评。 袁枚说神韵为诗中的一种风格境界,认为王士禛将¨神韵”奉为至论并在创作中将它普遍化,乃是一种偏失(《随 园诗话》卷八)。他肯定王土禛的诗歌成就,但是又认为王氏才力薄,"气魄、性情俱有所短。“气魄"之短指王士 禛为王、孟、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性情之短指他的诗中杂有不真之情,所谓阮亭主修饰 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随园诗话》卷三)不过,“神 韵诗派巧妙造境的艺术与性灵说追求灵巧妙趣、反对木涩僵直有共同之处,加之王土禛毕竟是袁枚上一辈的 人,‘神韵说¨的影响已弱化,距离在无形中制造了某种亲和的气氛,所以袁枚对王土禛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温和的。 袁枚对沈德潜格调说的抨击主要表现为对制约性情的思想意识的挑战。性灵说讲真¨,其实格调说"也讲ˉ真" 但是格调说"在所讲的真"之上,还有一个“品格¨标ⅶ准,不合其“品格的"真"是受到贬斥的。“性灵说"则强调自然之 性、赤子之心,并以此为核心构成自己的"性情论、“本色论。相对而言,它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要小一些,对所 谓的°品格也往往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这决定了性灵说ˉ与"格调说¨的冲突难以调和。此外,“格调说ˆ追求高 朗、深厚的诗风,“性灵说则向往随意、适趣,不拘泥一种格局。袁枚以为深固然可贵,浅也未尝不美,关键还 是在于各适其宜,各求其妙。“性灵说以其诗歌路数之"宽"与格调说"之严"相争,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文人的广泛 响应,使它在诗坛一度占于上风满。钱泳《履园谭诗》对袁枚、沈德潜诗论产生的不同影响作比较道：“宗伯(沈德潜)专讲格律，太史(袁枚)专取性 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由此可见袁枚诗论对促 进清诗繁荣的积极作用。有《小仓山房集》《子不语》，论诗专著《随园诗话》《续诗品》等。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 天才不办。”1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 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2，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于 《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曰：“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3诗在骨不在格也。 ——卷一 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4。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真。须知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 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余学遗山5，论诗一绝云：“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娸。我奉 渔洋如貌执6，不相菲薄不相师。” 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 ——卷二 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 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 ——卷三 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而贱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以两物论，狐貉贵厚，鲛绡贵薄7；以 一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 薄，俱为名家。犹之论交，谓深人难交8，不知浅人亦正难交。 ——卷四 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篇》至 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余续司空表圣 《诗品》，第三首便曰《博习》，言诗之必根于学，所谓“不从糟粕，安得精英”是也9。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 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 云：“天涯有客号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10 ——卷五 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 ——卷十 袁枚诗论的核心是“性灵说”，而“性灵说”的基本要素一是“真”，二是“巧”，所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传巧不传 拙”（见《钱玙沙先生诗序》）。“真”与“巧”相结合，便是袁枚所推崇的“妙”的诗境。 站在“性灵说”的立场上，袁枚对清代其他几派诗歌主张都作了批评。 袁枚说“神韵”为诗中的一种风格境界，认为王士禛将“神韵”“奉为至论”并在创作中将它普遍化，乃是一种偏失（《随 园诗话》卷八）。他肯定王士禛的诗歌成就，但是又认为王氏“才力薄”，“气魄、性情俱有所短”。“气魄”之短指王士 禛“为王、孟、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性情”之短指他的诗中杂有不真之情，所谓“阮亭主修饰 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随园诗话》卷三）不过，“神 韵”诗派巧妙造境的艺术与“性灵说”追求灵巧妙趣、反对木涩僵直有共同之处，加之王士禛毕竟是袁枚上一辈的 人，“神韵说”的影响已弱化，距离在无形中制造了某种亲和的气氛，所以袁枚对王士禛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温和的。 袁枚对沈德潜“格调说”的抨击主要表现为对制约性情的思想意识的挑战。“性灵说”讲“真”，其实“格调说”也讲“真”， 但是“格调说”在所讲的“真”之上，还有一个“品格”标准，不合其“品格”的“真”是受到贬斥的。“性灵说”则强调自然之 性、赤子之心，并以此为核心构成自己的“性情论”、“本色论”。相对而言，它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要小一些，对所 谓的“品格”也往往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这决定了“性灵说”与“格调说”的冲突难以调和。此外，“格调说”追求高 朗、深厚的诗风，“性灵说”则向往随意、适趣，不拘泥一种格局。袁枚以为“深”固然可贵，“浅”也未尝不美，关键还 是在于各适其宜，各求其妙。“性灵说”以其诗歌路数之“宽”与“格调说”之“严”相争，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文人的广泛 响应，使它在诗坛一度占于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