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之义21。对待之美恶,果有常主乎!生熟、新日二义,以凡事物参之:器用以商、周为宝,是旧胜新;美人以 新知为佳,是新胜旧;肉食以熟为美者也,果食以生为美者也。反是则两恶。推之诗,独不然乎!舒写胸襟,发挥 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若五内空如,毫 无寄托,以剿袭浮辞为熟,搜寻险怪为生,均为风雅所摈。论文亦有顺、逆二义,并可与此参观发明矣。 外篇上 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忽略古人,粗心浮气,仅猎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 人之言,有藏于不见者;古人之字句,有侧见者,有反见者。此可以忽略涉之者乎?不可附会古人,如古人用字 句,亦有不可学者,亦有不妨自我为之者。不可学者,即《三百篇》中极奥僻字,与《尚书》殷盘、周诰中字义 22,岂必尽可入后人之诗!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尽有精义;而吠声之徒,遂有无穷训诂以附会之,反非古人之 心矣。不妨自我为之者,如汉、魏诗之字句,未必尽出于汉、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 字,必日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复何所本乎?不过揆之理、事、情,切而 可,通而无碍,斯用之矣。昔人可创之于前,我独不可创于后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则司马迁,诗则韩愈是也。 苟乖于理、事、情,是谓不通,不通则杜撰,杜撰则断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区区之 见,句束而字缚之,援引以附会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 外篇下 叶燮以原诗作为自己所著诗话的书名,稍后的纳兰性德同样以原诗作为自己一篇诗歌论文的篇名。他们都不满 当时简单地优劣唐宋、是此非彼的诗坛风气,企图从本质上探寻诗歌的原理,以补救时弊。其论著命名之意,即反 映出作者高于热衷唐宋之争的批评家的胸襟和眼光,而叶燮的论著在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方面,又远在纳兰性德 同名论文之上。 首先,叶燮从辨别诗歌发展的源流、本末、正变、升降、盛衰入手,突出强调诗之为道,未有-日不相续相禅而 或息的变化演进观。他肯定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也肯定因流而溯源,循未而达本”,前者主要为诗歌发 展顺时序演进,后者主要为逆时序调整。在叶燮看来,一部诗歌史正是这种顺逆的动态关系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亦即沿革、创因的统一;从这种动态关系中来看杰出诗人的历史作用,其主要表现为"随风会”与转风会“的 统一。本着这样的看法,他兼反执其源而遗其流和得其流而弃其源",摒弃以唐诎宋或以宋诎唐,在理论上就显 得周到完全,在批评实践中又得心应手。 叶燮将从《诗经》到宋诗的历史发展比喻为是一棵树苗生根、萌芽、长大、枝叶茂盛、吐蕊开花,又将宋朝结束以 后的诗歌比喻为花开花谢,周而复始。很淸楚,他认为宋以前是诗歌不断演进的阶段,宋以后诗歌之树的生长期已 告结束,局部的循环代替了整体的发展。叶燮对诗歌史所作出的描述,比明代以来复古论者的诗歌史观有很大进 步,但是他的部分循环论含有某种轻今倾向,与公安派“代有升降,法不相沿”(袁宏道《叙小修诗》)重今观念相 比,反而倒退了。说明叶燮的相续相禅说并不彻底,他对清诗发展的方向未能提出多少积极的意见,与此不无关 系 其次,叶燮提出决定诗歌创作的"在物"和"在我即主客观条件:理、事、情和才、胆、识、力。他说:“文章者,所 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理、事、情即天地万物之情状的具体内容,它们是“文章¨(包括诗歌)所表现的客观对 象。创作中客观的理、事、情又必须通过创作主体“心之神明而发宣昭著",因此创作必然表现为对作者才、胆、 识、力的依赖,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对于主体诸项条件,叶燮特别强调"识的重要 只有见识卓越,才能够发现理、事、情,将它们纳入到创作中来。识高才能正确辨别诗歌源流正变,知所取法,向 往高境。此外,“识主要依靠后天人力扩充,与才主要得自天分不同,因此叶燮贵识"也包含重后天努力的思想。 相比诗歌创作中的物我交融说,叶燮对创作主客观条件的阐述更具有理论思辨色彩,标志着该理论进一步趋向成 熟 随园诗话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十二岁中秀才,乾隆四年(1739)中 进土,选翰林院庶吉土,散官先后仼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知县。辞官后,卜筑江宁(今南京)小仓山之随园, 交名流,著述以终。与赵翼、蒋土铨并称乾隆间三大诗人。他以"性灵说¨相号召,使淸诗坛别开生面。“性灵说强 调抒写真情,追求灵机生趣,要求自然流畅;在取法方面,不拘门户,对以往各朝诗歌皆有所学,皆不模仿,贵求 新意。袁枚不满沈徳潜片面强凋温柔敦厚,对他排斥情诗艳体尤为反感。又批评王土禛才力薄,“于性情 魄,俱有所短(《随园诗话》卷二、卷四,不满该派诗歌好作似了不了之语;批评宋诗派好逞弄典故,诗风艰涩不 畅,"肌理说以考据为诗,诗味匮乏。他对诸家诗论(尤其是神韵说)某些合理成分也有所汲取,论述还是相当囻成”之义21。对待之美恶，果有常主乎！生熟、新旧二义，以凡事物参之： 器用以商、周为宝，是旧胜新；美人以 新知为佳，是新胜旧；肉食以熟为美者也，果食以生为美者也。反是则两恶。推之诗，独不然乎！舒写胸襟，发挥 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若五内空如，毫 无寄托，以剿袭浮辞为熟，搜寻险怪为生，均为风雅所摈。论文亦有顺、逆二义，并可与此参观发明矣。 ——外篇上 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忽略古人，粗心浮气，仅猎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 人之言，有藏于不见者；古人之字句，有侧见者，有反见者。此可以忽略涉之者乎？不可附会古人，如古人用字 句，亦有不可学者，亦有不妨自我为之者。不可学者，即《三百篇》中极奥僻字，与《尚书》殷盘、周诰中字义 22，岂必尽可入后人之诗！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尽有精义；而吠声之徒，遂有无穷训诂以附会之，反非古人之 心矣。不妨自我为之者，如汉、魏诗之字句，未必尽出于汉、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 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复何所本乎？不过揆之理、事、情，切而 可，通而无碍，斯用之矣。昔人可创之于前，我独不可创于后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则司马迁，诗则韩愈是也。 苟乖于理、事、情，是谓不通，不通则杜撰，杜撰则断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区区之 见，句束而字缚之，援引以附会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 ——外篇下 叶燮以“原诗”作为自己所著诗话的书名，稍后的纳兰性德同样以“原诗”作为自己一篇诗歌论文的篇名。他们都不满 当时简单地优劣唐宋、是此非彼的诗坛风气，企图从本质上探寻诗歌的原理，以补救时弊。其论著命名之意，即反 映出作者高于热衷唐宋之争的批评家的胸襟和眼光，而叶燮的论著在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方面，又远在纳兰性德 同名论文之上。 首先，叶燮从辨别诗歌发展的源流、本末、正变、升降、盛衰入手，突出强调“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 或息”的变化演进观。他肯定“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也肯定“因流而溯源，循末而达本”，前者主要为诗歌发 展顺时序演进，后者主要为逆时序调整。在叶燮看来，一部诗歌史正是这种顺逆的动态关系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亦即沿革、创因的统一；从这种动态关系中来看杰出诗人的历史作用，其主要表现为“随风会”与“转风会”的 统一。本着这样的看法，他兼反“执其源而遗其流”和“得其流而弃其源”，摒弃以唐诎宋或以宋诎唐，在理论上就显 得周到完全，在批评实践中又得心应手。 叶燮将从《诗经》到宋诗的历史发展比喻为是一棵树苗生根、萌芽、长大、枝叶茂盛、吐蕊开花，又将宋朝结束以 后的诗歌比喻为花开花谢，周而复始。很清楚，他认为宋以前是诗歌不断演进的阶段，宋以后诗歌之树的生长期已 告结束，局部的循环代替了整体的发展。叶燮对诗歌史所作出的描述，比明代以来复古论者的诗歌史观有很大进 步，但是他的部分循环论含有某种轻今倾向，与公安派“代有升降，法不相沿”（袁宏道《叙小修诗》）重今观念相 比，反而倒退了。说明叶燮的“相续相禅”说并不彻底，他对清诗发展的方向未能提出多少积极的意见，与此不无关 系。 其次，叶燮提出决定诗歌创作的“在物”和“在我”即主客观条件： 理、事、情和才、胆、识、力。他说：“文章者，所 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理、事、情即“天地万物之情状”的具体内容，它们是“文章”（包括诗歌）所表现的客观对 象。创作中客观的理、事、情又必须通过创作主体“心之神明”而“发宣昭著”，因此创作必然表现为对作者才、胆、 识、力的依赖，“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对于主体诸项条件，叶燮特别强调“识”的重要。 只有见识卓越，才能够发现理、事、情，将它们纳入到创作中来。识高才能正确辨别诗歌源流正变，知所取法，向 往高境。此外，“识”主要依靠后天人力扩充，与“才”主要得自天分不同，因此叶燮贵“识”也包含重后天努力的思想。 相比诗歌创作中的“物我交融”说，叶燮对创作主客观条件的阐述更具有理论思辨色彩，标志着该理论进一步趋向成 熟。 随园诗话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十二岁中秀才，乾隆四年(1739)中 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官先后任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知县。辞官后，卜筑江宁(今南京)小仓山之随园，广 交名流，著述以终。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间三大诗人。他以“性灵说”相号召，使清诗坛别开生面。“性灵说”强 调抒写真情，追求灵机生趣，要求自然流畅；在取法方面，不拘门户，对以往各朝诗歌皆有所学，皆不模仿，贵求 新意。袁枚不满沈德潜片面强调“温柔敦厚”，对他排斥情诗艳体尤为反感。又批评王士禛“才力薄”，“于性情、气 魄，俱有所短”(《随园诗话》卷二、卷四)，不满该派诗歌好作似了不了之语；批评宋诗派好逞弄典故，诗风艰涩不 畅，“肌理说”以考据为诗，诗味匮乏。他对诸家诗论(尤其是“神韵说”)某些合理成分也有所汲取，论述还是相当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