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上他们也是党的代表,同时他们又是社区的一员,与农民有很强的认同感。 与该视角相同的另一个研究是 Parish and Whyte的研究,他们分析的是1960-1970 年代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干部的角色和地位。他们认为,基层干部的微观决策环境受来自上、 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从上面来说,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制约着他们的行为,而连续不断的政 治运动确保了上层杈威直达基层,从而使其几乎直接参与基层的决策。而对于下面来说,干 部则受到被农民驱逐的危险。因此基层干部往往处于“上顾下盼”的位置。 4、肖凤霞:细胞化理论 Helen siu根据她对中国南方农村的长期研究,认为地方干部通过党一国家而获得权力 党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是他们权力的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他们已经完全为党一国家 所同化。他们效忠的不是自己的社区,而是党和国家。因此他们不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而 是党一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18]。 她认为“环城公社”80年的社会变迁中三个维度是同时存在的:“农村社会和经济组 织的变迁,国家各种乡村精英和普通农民中间的权力关系的变迁,定居者几代人共享的意义 世界的变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三个方面相互编织形成一个复杂的结构化过程。处于这个过 程核心的则是“经济上老谋深算、政治上精明、文化上有创新能力”的人类行动者。肖凤风霞 希望运用华南地方史来阐明,包含着农村社区的变化着的宏观结构是如何通过当地精英的谋 利而影响他们的。 在肖凤霞看来,华南区域史,具体的即是环城公社的地方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传统精英统治时期,第二阶段是地方强人统治时期,第三阶段乡村干部成为地方精英, 第四阶段即改革以后。传统精英统治时期被连续的战争所打断,统治这个地区的不再是士绅, 而是地方强人。进入第三个阶段,乡村干部出现了。他们的产生是来自上面影响的结果 些知识分子进驻村里,根据出身而挑拣一些人,进行土改,这些人在土改后成为了乡村干部 肖凤霞详细地分析了在国家政策中,如集体化过程,大跃进过程中村干部及其上级与村民之 间的互动过程,特别是对上面的压力,村干部的策略,村民的抱怨分析得很详尽。经过集体 化以后,整个村庄变得细胞化了,村干部被更多地整合进党的体系中。此时的村干部已不是 以前的士绅,因为他们的自主性很小,为了向上流动有时还要牺牲村民的利益。肖凤霞还谈 到了第四阶段村民、干部的反应和他们的去向等 肖凤霞的突出贡献是将国家纳入了研究的视野中,这在以前的小社区研究中是缺乏的 然而在研究复杂的大社区时,不研究国家,恐怕是不行的 以上这些作者尽管观点不同,但是他们的立论都是基于一个相同的假设:即对丰收的争 夺主要是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地方干部的角色是按他们站在冲突的哪一边来定义的。他们不 是被看成冲突的一方,不是被当作独立的利益追逐者。这种假设是符合当时的农村的实际的。 但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後的今天,地方干部已经发展出了独立的,界限清楚的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仅要参与对丰收的争夺,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国家[20成为冲突的主角之 当我们考察人民公社解体之後的中国农村时,会看到两种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 面是乡镇村企业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农民负担的加重和农村“干群关系”的每况愈下。在那 些集体企业兴旺发达的村子,你会听到村民们对领导他们致富的“能人”(乡镇领导或村干 部)赞不绝口,而在另一些村子,地方政府不得不动用司法人员和公安干警来催粮催款,你 会不时听到村支书或村长被愤怒的村民打了一顿的消息。然而,如果我们探寻这两种现象背 後的原因,就会发现这两种表面上相反的趋势实际上是由同一个力量驱动的—地方干部对 自身利益的追求在一些地方带来了方兴未艾的工业化和繁荣,在另一些地方则导致了农民程度上他们也是党的代表，同时他们又是社区的一员，与农民有很强的认同感。 与该视角相同的另一个研究是 Parish and Whyte 的研究，他们分析的是 1960－1970 年代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干部的角色和地位。他们认为，基层干部的微观决策环境受来自上、 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从上面来说，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制约着他们的行为，而连续不断的政 治运动确保了上层权威直达基层，从而使其几乎直接参与基层的决策。而对于下面来说，干 部则受到被农民驱逐的危险。因此基层干部往往处于“上顾下盼”的位置。 4、肖凤霞：细胞化理论 Helen Siu 根据她对中国南方农村的长期研究，认为地方干部通过党－国家而获得权力， 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是他们权力的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他们已经完全为党－国家 所同化。他们效忠的不是自己的社区，而是党和国家。因此他们不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而 是党－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18]。 她认为“环城公社”80 年的社会变迁中三个维度是同时存在的：“农村社会和经济组 织的变迁，国家各种乡村精英和普通农民中间的权力关系的变迁，定居者几代人共享的意义 世界的变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三个方面相互编织形成一个复杂的结构化过程。处于这个过 程核心的则是“经济上老谋深算、政治上精明、文化上有创新能力”的人类行动者。肖凤霞 希望运用华南地方史来阐明，包含着农村社区的变化着的宏观结构是如何通过当地精英的谋 利而影响他们的。 在肖凤霞看来，华南区域史，具体的即是环城公社的地方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传统精英统治时期，第二阶段是地方强人统治时期，第三阶段乡村干部成为地方精英， 第四阶段即改革以后。传统精英统治时期被连续的战争所打断，统治这个地区的不再是士绅， 而是地方强人。进入第三个阶段，乡村干部出现了。他们的产生是来自上面影响的结果，一 些知识分子进驻村里，根据出身而挑拣一些人，进行土改，这些人在土改后成为了乡村干部。 肖凤霞详细地分析了在国家政策中，如集体化过程，大跃进过程中村干部及其上级与村民之 间的互动过程，特别是对上面的压力，村干部的策略，村民的抱怨分析得很详尽。经过集体 化以后，整个村庄变得细胞化了，村干部被更多地整合进党的体系中。此时的村干部已不是 以前的士绅，因为他们的自主性很小，为了向上流动有时还要牺牲村民的利益。肖凤霞还谈 到了第四阶段村民、干部的反应和他们的去向等。 肖凤霞的突出贡献是将国家纳入了研究的视野中，这在以前的小社区研究中是缺乏的， 然而在研究复杂的大社区时，不研究国家，恐怕是不行的。 以上这些作者尽管观点不同，但是他们的立论都是基于一个相同的假设：即对丰收的争 夺主要是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地方干部的角色是按他们站在冲突的哪一边来定义的。他们不 是被看成冲突的一方，不是被当作独立的利益追逐者。这种假设是符合当时的农村的实际的。 但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後的今天，地方干部已经发展出了独立的，界限清楚的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仅要参与对丰收的争夺，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国家[20]成为冲突的主角之 一。 当我们考察人民公社解体之後的中国农村时，会看到两种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 面是乡镇村企业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农民负担的加重和农村“干群关系”的每况愈下。在那 些集体企业兴旺发达的村子，你会听到村民们对领导他们致富的“能人”（乡镇领导或村干 部）赞不绝口，而在另一些村子，地方政府不得不动用司法人员和公安干警来催粮催款，你 会不时听到村支书或村长被愤怒的村民打了一顿的消息。然而，如果我们探寻这两种现象背 後的原因，就会发现这两种表面上相反的趋势实际上是由同一个力量驱动的——地方干部对 自身利益的追求在一些地方带来了方兴未艾的工业化和繁荣，在另一些地方则导 致了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