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权力的冲突问题。这样,探索国家行政和民众自治的结合形式、并能够将冲突减低 到基层稳定的限度,显然是基层政权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换句话说,需要设计一个整合农 村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它既能够保障农村的自主和安居,又有助于国家顺利税收,同时能在 国家体制和农民间建立制度化联系渠道,以集中和上达民意进入决策参考。它必须是“政治 一行政的合一体制”张静,1995),即兼有政治的(自下而上的利益传输)和行政的(自 上而下的决策执行)两项功能 1、精英替代 六十年代, Schurmann(1968)提出了“精英替代”概念,他认为,原有的乡绅或社区 领袖不复存在,而完全被忠于国家的社区干部所取代,从而使国家力量直接渗入农村,控制 了每一个农民。 Parish和 Whyte通过对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两级干部行为的研 究,描述了国家怎样通过反复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动员将自己的意志直接下达到基层,基层干 部虽然面临农民的反抗的威胁,但他们的基本策略仍是尽可能执行上级政策。 杜赞奇的解释视角与此相差不多,他认为新中国初期共产党大批裁减了盈利型国家经纪 人,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从而完成了民国政权所未完成的“国 家政权建设任务 2、“庇护主义” 戴慕珍用“庇护主义”(Oi,1989)来概括中国当代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她认为1949 年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既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极权主义模式,也不是利益群体模式所认为 的正式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而是一种基于个人关系、社区利益而形成的庇护关系。即村民 通过生产队以及充当他们庇护人的生产队干部作为中介与国家发生关系。即国家被地方层次 的代理人一一干部所代表,而地方干部同时代表他所在集体及本人的利益。她将注意力集中 在改革前的队干部身上,认为他们虽然不是“国家干部”,却是国家的代理人,对农民来说, 他们代表国家,他执行国家任务并控制信息向上流动。在村庄队干部与村干部、与农民形成 双重庇护关系,他们控制着队里的资源分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国家的一些要求,通过 个人网络与国家干部讨价还价,从而部分削弱了国家自身控制的有效性,他们对完成任务负 责但又经常使中央指示的扭曲。即使在改革后由于农民自由的增加,村干部不再作为一个绝 对的看门人行动,但只要国家不让市场经济完全负责,仍然保持等级价格,并且不解决稀缺 问题,干部仍然是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间人。Oi强调的是地方干部和农民的 某种主动性。Jean0i则认为地方干部“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当地利益的代表”。通过 庇护主义( clientelism)地方干部能够成功地斡旋于党一国家和村民之间,最後在国家意志 农民的要求和自己的利益之间达成某种平衡[19]。 Shue则更进一步,她提出“蜂窝化”概念,强调了干部与农民某种程度的一体化现象。 Shue认为基层干部主要忠实于自己的社区,和传统的地方士绅阶层一样,他们决不是党 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相反,他们为农民抵抗国家权力的侵入提供了一道防护层( protective she1l)[17]。 这些研究说明在中国当代农村,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仍然有着巨大的结构阻力和非正 式性 3、代理人理论 Scott罗泽尔和李建光使用委托一代理人理论对中国农村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联系进行 了实证性分析,他认为村干部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成为对农民和国家的双重 代理,一方面,他们是政府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执行政策的最低级行政层,在很大国家行政权力的冲突问题。这样，探索国家行政和民众自治的结合形式、并能够将冲突减低 到基层稳定的限度，显然是基层政权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换句话说，需要设计一个整合农 村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它既能够保障农村的自主和安居，又有助于国家顺利税收，同时能在 国家体制和农民间建立制度化联系渠道，以集中和上达民意进入决策参考。它必须是“政治 －行政的合一体制”张静，1995）， 即兼有政治的 （自下而上的利益传输 ）和行政 的（自 上而下的决策执行）两项功能。 1、精英替代 六十年代，Schurmann（1968）提出了“精英替代”概念，他认为，原有的乡绅或社区 领袖不复存在，而完全被忠于国家的社区干部所取代，从而使国家力量直接渗入农村，控制 了每一个农民。Parish 和 Whyte 通过对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两级干部行为的研 究，描述了国家怎样通过反复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动员将自己的意志直接下达到基层，基层干 部虽然面临农民的反抗的威胁，但他们的基本策略仍是尽可能执行上级政策。 杜赞奇的解释视角与此相差不多，他认为新中国初期共产党大批裁减了盈利型国家经纪 人，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从而完成了民国政权所未完成的“国 家政权建设任务。 2、“ 庇护主义” 戴慕珍用“ 庇护主义”（Oi,1989）来概括中国当代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她认为 1949 年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既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极权主义模式，也不是利益群体模式所认为 的正式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而是一种基于个人关系、社区利益而形成的庇护关系。即村民 通过生产队以及充当他们庇护人的生产队干部作为中介与国家发生关系。即国家被地方层次 的代理人－－干部所代表，而地方干部同时代表他所在集体及本人的利益。她将注意力集中 在改革前的队干部身上，认为他们虽然不是“国家干部”，却是国家的代理人，对农民来说， 他们代表国家，他执行国家任务并控制信息向上流动。在村庄队干部与村干部、与农民形成 双重庇护关系，他们控制着队里的资源分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国家的一些要求，通过 个人网络与国家干部讨价还价，从而部分削弱了国家自身控制的有效性，他们对完成任务负 责但又经常使中央指示的扭曲。即使在改革后由于农民自由的增加，村干部不再作为一个绝 对的看门人行动，但只要国家不让市场经济完全负责，仍然保持等级价格，并且不解决稀缺 问题，干部仍然是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间人。Oi 强调的是地方干部和农民的 某种主动性。JeanOi 则认为地方干部“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当地利益的代表”。通过 庇护主义（clintelism）地方干部能够成功地斡旋于党－国家和村民之间，最後在国家意志， 农民的要求和自己的利益之间达成某 种平衡[19]。 Shue 则更进一步，她提出“蜂窝化”概念，强调了干部与农民某种程度的一体化现象。 Shue 认为基层干部主要忠实于自己的社区，和传统的地方士绅阶层一样，他们决不是党－ 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相反，他们为农民抵抗国家权力的侵入提供了一道防护层（protective shell）[17]。 这些研究说明在中国当代农村，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仍然有着巨大的结构阻力和非正 式性。 3、代理人理论 Scott 罗泽尔和李建光使用委托－代理人理论对中国农村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联系进行 了实证性分析，他认为村干部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成为对农民和国家的双重 代理，一方面，他们是政府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执行政策的最低级行政层，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