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立场。结果当然会带来家庭成分划分中的问题,尽管后来还有复查。由于在相对封闭的农 村社区中生活的农民总是更关注于他们的具体生活而不是关注于如何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 和方针政策,所以对手中握有权力的农民来说,他们发现土改是一次与以往和自己有仇的人 清算个人恩怨的机会。在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积极分子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新近建构起来的 阶级界限来确定斗争对象,他们把斗争扩大到地主家庭的其他成员那里,甚至与地主家庭关 系较密切的非地主家庭那里。”(韩丁:1980)结果,不少地方都有并非真正的被斗争对象却 在土改中因为这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未经正式的审判而死于非命的现象。“阶级斗争的 暴力被滥用,而滥用的心理动机恰恰可能就是家族意识,或者这个动机并不是出于家族的原 因而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赵力涛:1998)所以这个决定人的命运的标签有时贴得并非恰如 其分,有着较大的伸缩性甚至还可能带一点随意性。但是贴这个标签的和被贴标签的人可能 都没想到,在“突出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期,这个标签会伴随被贴者那么漫长的岁月 并且会给被贴者及其家庭带来那么多的问题。除此之外,土改也造成了一种“势”,它使 般农民看到,谁和工作队、和村干部作对都没有好结果,这一方面使土改得以顺利进行,另 方面又在酝酿着新的权力腐败一一些新上来的乡村干部利用自己手中权力为自己或者自 己的家庭亲友谋取利益,甚至为非作歹,无法无天。 合作化 农村合作化时期虽然时间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因为整个中国农村的演变方向和内在矛 盾(包括高层的政见上的分歧)都是在合作化时期就己经显露端倪,所以必须对此作一介绍。 (一)从高层分歧看合作化的大背景 早在新区土改还未结束的1951年,中国共产党高层就围绕“互助组要不要提高一步变 成合作社”展开了争论。毛泽东的想法很清楚,他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完成后,就应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虽然他也承认这两者之间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过渡 不能马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但他往往又借口要保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提前开始这一 过程。而刘少奇则认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 况下,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以发展生产力,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51 年4月,他针对中共山西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明确表示采取动 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 刘少奇的指示,华北局在给山西省委的批复中指出: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 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制的问题。 (薄一波:1991)很显然,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华北局当时的做法都是不满的(刘少奇后来在 七届四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自己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中认为,如 果对照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在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 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 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来看,那么刘少奇和华北局(薄当时仍兼任 华北局第一书记)的处理有缺点。因为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不见得 就会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但是刘少奇提出不能过早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是符合二中全会决 议,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薄一波:1991)。土地改革没有消除以土地私有为基础 的传统的家际竞争只不过为这场竞争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从而使竞争在新的基础上重新 开始。(张乐天,1998)因此,土改之后农村中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恐怕就是贫富两极分化 的问题。一部分生产经验丰富、经营管理能力较强、劳动力充足的贫农迅速转变成为新中农 或新富农。一些原来家庭底子较厚的中农同样也迅速致富,挤进新富农的行列。一些家底较 差的贫农则在天灾人祸中再次破产,回到赤贫的境地。当然也不排斥一些好吃懒做的二流子 在分地之后迅速把家产全部败光的现象。农村中出现了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土地的立场。结果当然会带来家庭成分划分中的问题，尽管后来还有复查。由于在相对封闭的农 村社区中生活的农民总是更关注于他们的具体生活而不是关注于如何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 和方针政策，所以对手中握有权力的农民来说，他们发现土改是一次与以往和自己有仇的人 清算个人恩怨的机会。在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积极分子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新近建构起来的 阶级界限来确定斗争对象，他们把斗争扩大到地主家庭的其他成员那里，甚至与地主家庭关 系较密切的非地主家庭那里。”（韩丁：1980）结果，不少地方都有并非真正的被斗争对象却 在土改中因为这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未经正式的审判而死于非命的现象。“阶级斗争的 暴力被滥用，而滥用的心理动机恰恰可能就是家族意识，或者这个动机并不是出于家族的原 因而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赵力涛：1998）所以这个决定人的命运的标签有时贴得并非恰如 其分，有着较大的伸缩性甚至还可能带一点随意性。但是贴这个标签的和被贴标签的人可能 都没想到，在“突出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期，这个标签会伴随被贴者那么漫长的岁月， 并且会给被贴者及其家庭带来那么多的问题。除此之外，土改也造成了一种“势”，它使一 般农民看到，谁和工作队、和村干部作对都没有好结果，这一方面使土改得以顺利进行，另 一方面又在酝酿着新的权力腐败—一些新上来的乡村干部利用自己手中权力为自己或者自 己的家庭亲友谋取利益，甚至为非作歹，无法无天。 三、合作化 农村合作化时期虽然时间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因为整个中国农村的演变方向和内在矛 盾（包括高层的政见上的分歧）都是在合作化时期就已经显露端倪，所以必须对此作一介绍。 （一）从高层分歧看合作化的大背景 早在新区土改还未结束的 1951 年，中国共产党高层就围绕“互助组要不要提高一步变 成合作社”展开了争论。毛泽东的想法很清楚，他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完成后，就应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虽然他也承认这两者之间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过渡， 不能马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但他往往又借口要保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提前开始这一 过程。而刘少奇则认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 况下，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以发展生产力，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51 年 4 月，他针对中共山西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明确表示采取动 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 刘少奇的指示，华北局在给山西省委的批复中指出：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 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制的问题。 （薄一波：1991）很显然，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华北局当时的做法都是不满的（刘少奇后来在 七届四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自己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中认为，如 果对照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在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 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 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来看，那么刘少奇和华北局（薄当时仍兼任 华北局第一书记）的处理有缺点。因为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不见得 就会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但是刘少奇提出不能过早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是符合二中全会决 议，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薄一波：1991）。土地改革没有消除以土地私有为基础 的传统的家际竞争只不过为这场竞争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从而使竞争在新的基础上重新 开始。（张乐天，1998）因此，土改之后农村中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恐怕就是贫富两极分化 的问题。一部分生产经验丰富、经营管理能力较强、劳动力充足的贫农迅速转变成为新中农 或新富农。一些原来家庭底子较厚的中农同样也迅速致富，挤进新富农的行列。一些家底较 差的贫农则在天灾人祸中再次破产，回到赤贫的境地。当然也不排斥一些好吃懒做的二流子 在分地之后迅速把家产全部败光的现象。农村中出现了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