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处于停滞状态的半农半工业经济中就有这种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发现,扩展了的文化经济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停滞甚或危机。如果第一种 可能性的原因是尚未使用的物质生产能力和较开放的市场的存在,那么第二种可能性的原因 则可能是这些条件的不存在;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文化经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至 于这第二种可能性,我们还所知甚少。 3、文化市场可能导致物质产品的某些再分配。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以及可能在早期社 会的某些时期,情况都是这样。这首先发生在将商品再分配给参与文化生产的中产阶级时; 教师(或者牧师、僧侣等)数量的增长本身就是在上层建筑中就职人数的增长。因此,文化 生产工业在几乎整个20世纪的美国的普遍扩展,就成为物质资源再分配中的一个要素,而 如果没有这种再分配,这些资源就可能流向以前政治部门中的一小群统治者。此外,教育文 凭被用于扩展独立的职业圈,以及行政部门中对生产力而言多余的部分,并且,它们还有助 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塑造职业,以至于将闲暇转移到了工作内部。非生产性的白领部门的增长 首先是通过将文化资源投入职业财产这一机制而实现的。因此,文化市场的扩张,即使没有 改变财富分配的整体比例,也导致了依赖于“政治”部门(“闲职部门”)的人数的增长,这 些人凭借支配结构而非生产结构来获得其物质商品 一旦这种革命发生,它似乎没有进一步的影响。然而,受雇于闲职部门的人数持续上升, 甚至在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几乎没有改变的时期也是如此。这里可能会有两个相互抵消的过程 同时发生:(a)向闲职部门的转移造成持续的再分配:以及(b)同时,支配部门作为一个 整体与生产部门对立的趋势会制造出更大的不平等。持续的技术性生产过剩和财富集中化的 过程使经济长期处于不饱和运作的状态,因为它抑制了消费总需求。闲职部门的增长正好足 以抵消这一效果,并在一个稳定的不平等水平上维持一种大致的均衡。任一个部门内部职业 的短期转移、战争以及其他类似现象,使经济在这一均衡关系的两边发生短暂和轻微的移动, 但长期的模式是异常稳定的。 4、最后,我们可以想象一种由文化市场的扩张所带来的对物质商品进行极端再分配的 可能性。举例来说,如果文化运动广泛地动员起了几乎全部人口,那么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 的。将要以这些文化资源为基础的组织不会再是如此等级分明的:文化资源将会变得非常普 通,以至于没有人会过多地受到拥有文化资源的另一些人的影响。这种趋势可能被认为是革 命性的。但任何一场保留了一个集权制组织的革命,其本身就与普遍文化平等的向心趋势相 对立,它要么会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精英群体(例如,通过建立诸如新的革命党成员资格之类 的文化新标准——这些革命党成员的精英地位由统治资源所支撑),要么难以维系它自己的 集权地位。因为对于文化资源的个人投资者总是希望提高他们自己的主观声望;如果可能的 话,通过在客观世界支配他人而做到这一点,否则就通过创造一个他自己独立的圈子一一在 这个圈子里,个人自己的文化标准本身受到关注—一来实现。在大众动员的情形下(这不是 个短暂的插曲),个人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他们相对于以前支配者的相对地位的提高不再 具有任何价值,而仅仅只是使先前的精英等同于大多数;接下去他们就会退入私人领域,在 那里,他们自己的特异性将成为最好的主观表达。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想,社会组织 将会趋向于碎裂。任何支配性的文化通货将不再存在:多种族或多宗教的王国将会分裂成单 种族的国家°;现代地位群体( status groups)将各行其是而忽略他人的声望要求( prestige claims)。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任何一种文化资源的高水平平等的 达成往往都会导致社会的去中心化( social decentralization)。 于是,文化市场各种各样的物质结果可能常常会使投资者失望。有时,如果有多余的物 质生产力有待实现,那么一个不断扩张的文化市场将有助于经济整体生产力的提高。但文化 商品首先是支配资源: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地位竞争的通涨性循环中,其结果很可能是将一种 不能被打破的、物质相对不平等的支配模式固化下来。在某些时期,文化市场可能会带来再10 的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处于停滞状态的半农半工业经济中就有这种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发现，扩展了的文化经济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停滞甚或危机。如果第一种 可能性的原因是尚未使用的物质生产能力和较开放的市场的存在，那么第二种可能性的原因 则可能是这些条件的不存在；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文化经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至 于这第二种可能性，我们还所知甚少。 3、文化市场可能导致物质产品的某些再分配。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以及可能在早期社 会的某些时期，情况都是这样。这首先发生在将商品再分配给参与文化生产的中产阶级时； 教师（或者牧师、僧侣等）数量的增长本身就是在上层建筑中就职人数的增长。因此，文化 生产工业在几乎整个 20 世纪的美国的普遍扩展，就成为物质资源再分配中的一个要素，而 如果没有这种再分配，这些资源就可能流向以前政治部门中的一小群统治者。此外，教育文 凭被用于扩展独立的职业圈，以及行政部门中对生产力而言多余的部分，并且，它们还有助 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塑造职业，以至于将闲暇转移到了工作内部。非生产性的白领部门的增长， 首先是通过将文化资源投入职业财产这一机制而实现的。因此，文化市场的扩张，即使没有 改变财富分配的整体比例，也导致了依赖于“政治”部门（“闲职部门”）的人数的增长，这 些人凭借支配结构而非生产结构来获得其物质商品。 一旦这种革命发生，它似乎没有进一步的影响。然而，受雇于闲职部门的人数持续上升， 甚至在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几乎没有改变的时期也是如此。这里可能会有两个相互抵消的过程 同时发生：（a）向闲职部门的转移造成持续的再分配；以及（b）同时，支配部门作为一个 整体与生产部门对立的趋势会制造出更大的不平等。持续的技术性生产过剩和财富集中化的 过程使经济长期处于不饱和运作的状态，因为它抑制了消费总需求。闲职部门的增长正好足 以抵消这一效果，并在一个稳定的不平等水平上维持一种大致的均衡。任一个部门内部职业 的短期转移、战争以及其他类似现象，使经济在这一均衡关系的两边发生短暂和轻微的移动， 但长期的模式是异常稳定的。 4、最后，我们可以想象一种由文化市场的扩张所带来的对物质商品进行极端再分配的 可能性。举例来说，如果文化运动广泛地动员起了几乎全部人口，那么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 的。将要以这些文化资源为基础的组织不会再是如此等级分明的；文化资源将会变得非常普 通，以至于没有人会过多地受到拥有文化资源的另一些人的影响。这种趋势可能被认为是革 命性的。但任何一场保留了一个集权制组织的革命，其本身就与普遍文化平等的向心趋势相 对立，它要么会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精英群体（例如，通过建立诸如新的革命党成员资格之类 的文化新标准——这些革命党成员的精英地位由统治资源所支撑），要么难以维系它自己的 集权地位。因为对于文化资源的个人投资者总是希望提高他们自己的主观声望；如果可能的 话，通过在客观世界支配他人而做到这一点，否则就通过创造一个他自己独立的圈子——在 这个圈子里，个人自己的文化标准本身受到关注——来实现。在大众动员的情形下（这不是 一个短暂的插曲），个人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他们相对于以前支配者的相对地位的提高不再 具有任何价值，而仅仅只是使先前的精英等同于大多数；接下去他们就会退入私人领域，在 那里，他们自己的特异性将成为最好的主观表达。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想，社会组织 将会趋向于碎裂。任何支配性的文化通货将不再存在；多种族或多宗教的王国将会分裂成单 一种族的国家9；现代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将各行其是而忽略他人的声望要求（prestige claims）。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任何一种文化资源的高水平平等的 达成往往都会导致社会的去中心化（social decentralization）。 于是，文化市场各种各样的物质结果可能常常会使投资者失望。有时，如果有多余的物 质生产力有待实现，那么一个不断扩张的文化市场将有助于经济整体生产力的提高。但文化 商品首先是支配资源；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地位竞争的通涨性循环中，其结果很可能是将一种 不能被打破的、物质相对不平等的支配模式固化下来。在某些时期，文化市场可能会带来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