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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我们不难断定,其社会成员的各种活动势必对不同层级的 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社会管理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研 究美国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管理决不可离开对利益集团的研究.例如, 20世纪90年代至今,枪支犯罪在美国甚嚣尘上,有增无已,民众 对枪支控制的呼吁日渐强烈,然而关于枪支控制的相关法律就是无 法出台。这种情况与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中所作出的“人民备带 武器之权利不得侵害之”规定有关。然而,宪法不应该是完全僵硬 的,应该对社会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并适当修改,尽管宪法的修改 非同小可。又例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为了饮酒问题而劳神费 力地对宪法作出修改,但美国的确是一个例外。其宪法第十八修正 案规定“用作饮料的致醉酒类在合众国及其管辖的一切领土内的酿 造、出售或转运、进口或出口,均应禁止“。然而14年后,这条有 违美国国情的宪法规定为另一条宪法修正案所废止。美国人一贯以 其宪法中所设定的修政机制而自豪,但在枪支犯罪发展到如此严重 的情况下,立法机构却无所作为。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国内 对这一问题尚存争议,另一方面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这样一个组织 严密、活动能量巨大的利益集团所发挥的作用不无关系。正如美国 学者肯尼斯·普力维特(Kenneth Prewitt)在《美国政府的原则》 一书中对该组织所作的描述那样,“该集团的高度组织性使其能有 效地动员各种政治资源,阻挠任何对其不利政策的出台”,托马斯· 麦迪逊对政府在利益美团压力下的“缓冲器”作用所作的描述再次 得到了印证。有关枪械控制方面的公共政策显然在该组织的强大作 政策的制定 用力下出现了偏向。由此可见,美国公共政策钓制定与执行在一定 程度上是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压力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关注的焦点。它所体现的是政 程序和原理 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政治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这 样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权力越大,其对公民权利构成的威胁越大, 只有当政府的权力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公民的权利才能有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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