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 识论转向”而提出来的,它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 范式转变。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学转向”兴起之前的两次哲 学转向,就会发现,一种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最终依赖于自身规 范基础的阐明和辩护。古代哲学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论学说,是 其目的论伦理学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则是古 代存在论的规范内涵;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是道德 自主性学说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道德自主性则是近代主体性 哲学的规范内涵。按照这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有理由追问, 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是什么?相应地,所谓“实践理性转 向”——如果这种“转向”名符其实的话—的哲学前提和基础 又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遭遇了“语言学转向”与 “实践理性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一贯串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 首先,“语言学转向”对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实践哲学产生 了消极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或陈述的三分法,把价 值判断放逐到无意义的领域,而元伦理学则把自己的任务局限 在对价值词汇用法的琐碎研究上,放弃了理性地探讨价值分歧 和规范基础的重要使命。50年代以后的“后实证主义”革命冲 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樊篱,对价值问题的探讨持更为宽容的态 度,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是实践理性转折的前 奏,但其物理主义倾向以及此后继语言哲学而起的心智哲学研 究取向,又引发了在规范问题、价值属性和价值判断问题上的新 轮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以及认知主 义与非认知主义之争。直到20世纪末,“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 涵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哲学的 匹兹堡新黑格尔学派内部,是像罗伯特·布兰登( Rob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