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003 Brandom)那样继续坚持“语言学转向”,承认拥有信念和意愿仅 仅是玩一种运用这些词汇的语言游戏,因而哲学的职责只是阐 明我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践,而不是根据外在于这些实践的 规范判断这些实践;还是像约翰·麦克道尔( John McDowell) 那样,在坚持不具有概念结构的东西无法证明信念的合理性的 同时,也坚持非判断的心理事件能够证明信念的合理性,从而得 出“除非知觉现象不同于判断,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康德意 义上的自由”的结论,这已经成了一场震撼盎格鲁-撒克逊哲学 界并且波及德语学圈的大争论。而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语用学 的“真理共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和法国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所 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倡导的“语境论”之间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对 于民主的规范含义的不同理解:对于真理共识论者来说,民主 是基于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识;对于彻底的语境论者来 说,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诸如此 类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对“语言学转向”究竟要转向何处心存 疑虑。 其次,尽管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固有传统,但当代的“实 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复兴”又有它独特的背景和前提。实 际上,从“语言学转向”到“实践理性转向”的演变昭示我们,这两 种转向之间不但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逻辑上的相关 性。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是绵延整个20世纪,横跨英美与大 陆两大传统(新法兰克福学派中有把实用主义独立出来,与分析 传统和现象学传统鼎足而三者)的基本范式,就此而言,它不但 构成了“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而且为后一种转向创造了条件, 或者说为更好地阐明自身的规范内涵创造了条件,这尤其表现 在滥觞于日常语言哲学并经与美国实用主义互释后产生的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