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考“风险社会”:理论、政治学、评论及研究项目 生活在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我们试图把现代性(我更愿意说是第一次工业现代性)和 全球风险社会(或者说第二次反身的现代性)区分开来的努力看来是天真甚至自相矛盾的。 在一个结构主义者的理论框架内,没有人能够定义或者断言什么是真正“是”或者真正“不 是”的。不过,这一切和我的经验不相符。我无法理解的是:无论是谁怎么能利用十八和十 九世纪形成的参考理论框架来理解向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后传统全球社会的转型过程。马克思 韦伯有“铁笼”的概念一—他认为人类在“铁笼”中被诅咒而为可以被预见到的未来生活一 对我而言这是古典社会学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假设的 束缚。我们得把自己从这些概念范畴中解放出来,去了解未知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别以为 我错了。我认为大多数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社会学)无甚起色,因为它们没能回 答非常基本的问题:日常生活和职业领域如何转变,以哪些方式转变。因此我想坚持,即使 传统的社会学在从事着高度精细的理论和经验硏究项目,它们陷入了循环论证中。传统的社 会学使用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诸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科学、民族国家 等等),将它们其实应该努力论证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即我们仍旧在有民族国家 现代性的正常世界中生活、行动并死亡 某些对我《风险社会》(贝克,1992)一书的批评指责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这是 误解了我的论证的结果。这些评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于结构主义者想不到去批评和更新 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让我解释一下。我认为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非 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问题。我们不必发誓效忠于任何特定的看法或者理论观 点。决定选择现实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实用主义的事情,就是选择 合适的方法来达成期望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全球时代全球风险的新的矛盾的遭遇而开设社会 科学,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暂时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一个(“反身的”) “现实主义者”的外表和语言。如果说结构主义者使得一个(积极的)问题转向成为可能 并且这种转向允许我们提出现实主义者不会问及的重要问题,那我很乐意(至少在当时)成 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伴随着诸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思想家的结构主义哲学成长,今 天我发现这是不够的。特别在风险社会学的领域,这会把我的分析限制到一个观点或者仅仅 是概念的教条上。正如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全球风险社会中复杂矛盾的风险“本质”,那 些变形的陈述是有用的,我能够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既使用现实主义, 又使用结构主义。 让我们考虑一下欧洲智力思考的现状。1989年,整个世界秩序崩塌了。这是一个何等 的天赐良机,让我们冒险进入处女地,探索新的智力疆域。这个机会没被把握住,绝大部分 理论家仍然固守相同的陈旧概念。看来倒退而不是修正成为了当时的秩序:吉登斯(1994b) 提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已经变得小心翼翼,而保守主义变得激进。改变甚微:现代性的剧本 尚需重写,重新定义并重新发明。这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涉及的一切。 此刻,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在流逝”。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想从传统和正统 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铁笼中摆脱出来,我们必须充满想象力又遵守纪律。我们需要一种新 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具体的矛盾和反身现代性的挑战是敏感的,同时它又是 深思熟虑并且足够有力的,能打破学术的陈规所囿于的抽象的樊篱 在本章中,我想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第一点,再一次地,我想简短地重申一下关于为什 么风险社会的想法可以被作为一个“非工业”社会的新概念引入的论据,提问“什么是‘风 险’?”,并用“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的选择去了解风险的现状。第二 我想提出我的一些批评者的观点,在此过程中,我会提供读者理论问题的讨论,我认为,现再思考“风险社会”：理论、政治学、评论及研究项目1 生活在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我们试图把现代性（我更愿意说是第一次工业现代性）和 全球风险社会（或者说第二次反身的现代性）区分开来的努力看来是天真甚至自相矛盾的。 在一个结构主义者的理论框架内，没有人能够定义或者断言什么是真正“是”或者真正“不 是”的。不过，这一切和我的经验不相符。我无法理解的是：无论是谁怎么能利用十八和十 九世纪形成的参考理论框架来理解向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后传统全球社会的转型过程。马克思. 韦伯有“铁笼”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在“铁笼”中被诅咒而为可以被预见到的未来生活— —对我而言这是古典社会学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假设的 束缚。我们得把自己从这些概念范畴中解放出来，去了解未知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别以为 我错了。我认为大多数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社会学）无甚起色，因为它们没能回 答非常基本的问题：日常生活和职业领域如何转变，以哪些方式转变。因此我想坚持，即使 传统的社会学在从事着高度精细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项目，它们陷入了循环论证中。传统的社 会学使用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诸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科学、民族国家 等等），将它们其实应该努力论证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即我们仍旧在有民族国家 现代性的正常世界中生活、行动并死亡。 某些对我《风险社会》（贝克，1992）一书的批评指责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这是 误解了我的论证的结果。这些评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于结构主义者想不到去批评和更新 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让我解释一下。我认为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非 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问题。我们不必发誓效忠于任何特定的看法或者理论观 点。决定选择现实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实用主义的事情，就是选择 合适的方法来达成期望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全球时代全球风险的新的矛盾的遭遇而开设社会 科学，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暂时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一个（“反身的”） “现实主义者”的外表和语言。如果说结构主义者使得一个（积极的）问题转向成为可能， 并且这种转向允许我们提出现实主义者不会问及的重要问题，那我很乐意（至少在当时）成 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伴随着诸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思想家的结构主义哲学成长，今 天我发现这是不够的。特别在风险社会学的领域，这会把我的分析限制到一个观点或者仅仅 是概念的教条上。正如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全球风险社会中复杂矛盾的风险“本质”，那 些变形的陈述是有用的，我能够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既使用现实主义， 又使用结构主义。 让我们考虑一下欧洲智力思考的现状。1989 年，整个世界秩序崩塌了。这是一个何等 的天赐良机，让我们冒险进入处女地，探索新的智力疆域。这个机会没被把握住，绝大部分 理论家仍然固守相同的陈旧概念。看来倒退而不是修正成为了当时的秩序：吉登斯（1994b） 提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已经变得小心翼翼，而保守主义变得激进。改变甚微：现代性的剧本 尚需重写，重新定义并重新发明。这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涉及的一切。 此刻，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在流逝”。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想从传统和正统 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铁笼中摆脱出来，我们必须充满想象力又遵守纪律。我们需要一种新 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具体的矛盾和反身现代性的挑战是敏感的，同时它又是 深思熟虑并且足够有力的，能打破学术的陈规所囿于的抽象的樊篱。 在本章中，我想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第一点，再一次地，我想简短地重申一下关于为什 么风险社会的想法可以被作为一个“非工业”社会的新概念引入的论据，提问“什么是‘风 险’？”，并用“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的选择去了解风险的现状。第二， 我想提出我的一些批评者的观点，在此过程中，我会提供读者理论问题的讨论，我认为，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