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理论问题束缚了我关于全球风险观念的发展。最后,我想强调一些理论和政治的方法 我很愿意看到它们在不远的将来被探究。我还将确认一些处于欧洲水准和高于欧洲水准的比 较研究的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的元素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想概况出一个连贯的完整的论证,这些论证散落在我关于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的著作中。我也希望通过这么做间接地阐明我从对自己早期工作现 存的批评中所学到的东西。我把这些问题组织成为八个要点 1风险不是指招致的损害。它们不同于毁灭。如果风险是毁灭,所有的保险公司会被整 得破产。然而,风险确实预示着毁灭。关于风险的论述始于我们对安全信任的终止之处,这 种论述在潜在的大祸降临时不再有关系。因此风险的概念以介于安全和毁灭之间的奇特的中 间状态为特征,在这种状态中,危险的风险感觉左右着思想和行动。结果,我发现要找出 Scott lash(1999)“风险文化”概念和我“风险社会”概念间的很大区别是很难的。不过 我确实发现Lash的讨论有价值,在于他通过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强调了风险文化框架的激 进化。但是,在文化定义风险的时代,“定义的关系”(马克思)在我看来依然使“风险社会” 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参见以下的讨论)。所以归根结底,是文化感觉和定义构成了风险。“风 险”和“风险的(公共)定义”是一回事 “不再是但是还未曾 不再信任/安全,还未毁灭/灾难,这个奇怪的现状就是风 险概念所要表达的,也是这种现状使风险概念成为参考的公共框架。风险社会学是潜在性和 关于可能性判断的科学——即马克思韦伯(1991)所谓的“可能性判断”。因此风险“是” 种虚拟的现实性,现实的虚拟性。风险离 Joost van Loon(1998)所谓“在一个控制论复 制的年代虚拟的风险”只一步之遥。他写道:“只有就现实而言,或者更胜一筹,就正在变 为现实(虚拟性)而言来思考风险,社会的物质化才能被理解。只有根据一个结构思考风险, 我们才能理解风险无法定义的“本质”。风险不可能通过某一特定的调解在它们的物质化之 外被理解,无论这种调解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流行的( van loon,1999)。”我全 心全意地同意他的这种看法。我觉得以上所说就是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念尽管看上去不 相容,却可以互补的方法。疯牛病危机所牵涉的电子媒介把科学、政治学和流行的消费文化 连接起来。他们通过这么做,使得风险由不可见变成可见,比如疯牛病变异的缺核酸蛋白质 他们通过数字化的意象使风险形成。我们作为这种意象的消费者,没办法检验这种陈述的充 分性,我们也没必要去检验。这陈述的起源是虚构的,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被制造出来,由 计算机模拟进一步增强。它们的源头的确是计算机技术的,将化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和计 算机制图法以及电视广播联系起来。随着计算杋模拟让新闻广播开始说明无法说明的事物 (比如,告诉我们疯牛病和CJD到底“是”什么)并且解释无法解释的事物(一个正常的 缺核酸蛋白质—一无论它可能是什么一一是怎样“病变”的),这使缺核酸蛋白质变得可见。 发病机理可能与平常食用牛肉有关这种仅有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明了本杰明(1968)一个论断 的有力,即在一个机械复制的年代,所有的审美经验都可能被政治化 疯牛病风险的“实现”和它的调解直接相关。既然“我们”知道“存在”可能的风险, 我们”就面对一份责任。这种责任的形式是决定是否吃牛肉和其他的牛肉制品。因此,随 着对与疯牛病相关联的紧张的确认,CJD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危险了。尽管风险是否可量化还 是疑问,事实上,风险正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运作。有关疯牛病和CJD之间可能关系的“知 识”突然变得唾手可得,这使得危险变成了风险。我们现在得做出决定,这决定对我们,我 们所爱的人们,也可能我们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很重要。( van loon,1999) 风险社会学重建了一个(非)物质性的技术一一社会事件。被认为确有风险的地方,商 业、政治、科学和日常生活的基础是变动的。于是乎,风险的概念,如果用科学的方法考虑在这些理论问题束缚了我关于全球风险观念的发展。最后，我想强调一些理论和政治的方法， 我很愿意看到它们在不远的将来被探究。我还将确认一些处于欧洲水准和高于欧洲水准的比 较研究的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的元素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想概况出一个连贯的完整的论证，这些论证散落在我关于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的著作中。我也希望通过这么做间接地阐明我从对自己早期工作现 存的批评中所学到的东西。我把这些问题组织成为八个要点。 1 风险不是指招致的损害。它们不同于毁灭。如果风险是毁灭，所有的保险公司会被整 得破产。然而，风险确实预示着毁灭。关于风险的论述始于我们对安全信任的终止之处，这 种论述在潜在的大祸降临时不再有关系。因此风险的概念以介于安全和毁灭之间的奇特的中 间状态为特征，在这种状态中，危险的风险感觉左右着思想和行动。结果，我发现要找出 Scott Lash（1999）“风险文化”概念和我“风险社会”概念间的很大区别是很难的。不过， 我确实发现 Lash 的讨论有价值，在于他通过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强调了风险文化框架的激 进化。但是，在文化定义风险的时代，“定义的关系”（马克思）在我看来依然使“风险社会” 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参见以下的讨论）。所以归根结底，是文化感觉和定义构成了风险。“风 险”和“风险的（公共）定义”是一回事。 “不再是但是还未曾” ——不再信任/安全，还未毁灭/灾难，这个奇怪的现状就是风 险概念所要表达的，也是这种现状使风险概念成为参考的公共框架。风险社会学是潜在性和 关于可能性判断的科学——即马克思.韦伯（1991）所谓的“可能性判断”。因此风险“是” 一种虚拟的现实性，现实的虚拟性。风险离 Joost van Loon（1998）所谓“在一个控制论复 制的年代虚拟的风险”只一步之遥。他写道：“只有就现实而言，或者更胜一筹，就正在变 为现实（虚拟性）而言来思考风险，社会的物质化才能被理解。只有根据一个结构思考风险， 我们才能理解风险无法定义的“本质”。风险不可能通过某一特定的调解在它们的物质化之 外被理解，无论这种调解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流行的（van Loon，1999）。”我全 心全意地同意他的这种看法。我觉得以上所说就是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念尽管看上去不 相容，却可以互补的方法。疯牛病危机所牵涉的电子媒介把科学、政治学和流行的消费文化 连接起来。他们通过这么做，使得风险由不可见变成可见，比如疯牛病变异的缺核酸蛋白质。 他们通过数字化的意象使风险形成。我们作为这种意象的消费者，没办法检验这种陈述的充 分性，我们也没必要去检验。这陈述的起源是虚构的，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被制造出来，由 计算机模拟进一步增强。它们的源头的确是计算机技术的，将化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和计 算机制图法以及电视广播联系起来。随着计算机模拟让新闻广播开始说明无法说明的事物 （比如，告诉我们疯牛病和 CJD 到底“是”什么）并且解释无法解释的事物（一个正常的 缺核酸蛋白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是怎样“病变”的），这使缺核酸蛋白质变得可见。 发病机理可能与平常食用牛肉有关这种仅有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明了本杰明（1968）一个论断 的有力，即在一个机械复制的年代，所有的审美经验都可能被政治化。 疯牛病风险的“实现”和它的调解直接相关。既然“我们”知道“存在”可能的风险， “我们”就面对一份责任。这种责任的形式是决定是否吃牛肉和其他的牛肉制品。因此，随 着对与疯牛病相关联的紧张的确认，CJD 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危险了。尽管风险是否可量化还 是疑问，事实上，风险正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运作。有关疯牛病和 CJD 之间可能关系的“知 识”突然变得唾手可得，这使得危险变成了风险。我们现在得做出决定，这决定对我们，我 们所爱的人们，也可能我们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很重要。（van Loon，1999） 风险社会学重建了一个（非）物质性的技术——社会事件。被认为确有风险的地方，商 业、政治、科学和日常生活的基础是变动的。于是乎，风险的概念，如果用科学的方法考虑